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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当代影坛的重要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推出了由著名影评人、电影策划人李尔葳创作的“直面系列”——《直面张艺谋》、《直面陈凯歌》、《直面姜文》、《直面巩俐》，近距离地与四位名导演、名演员直接交流，读者可从中对这几个人的生活及创作有进一步的了解。本篇文章即摘自该丛书。
2000年，陈凯歌应米高梅电影公司之约，前往好莱坞执导了他的第一部英语片《温柔地杀我》。该片投资3000万美元，从筹备到拍摄皆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该片根据英国女作家N icc i Fren ch 1999年出版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描写到伦敦工作的一位美国女广告设计师邂逅一个英俊神秘的英国攀山专家。为与他发展一段销魂却异常危险的关系而甘愿放弃与男友安稳、舒适的感情和已拥有的一切。后来她发现，这个男人的前几任女友全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她因此怀疑男友，并害怕发展下去自己会成为下一位被谋杀者。这是一部纠结着性、爱与死，探究人性善恶的心理悬念惊悚片。该片男主演是前段时间在北京上映的二战巨片《决战中的较量》中的男二号——英国演员约瑟夫·范斯。他因为出演《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而备受瞩目。他在英国皇家剧团期间就演过很多莎翁名剧，身材匀称，一头黑发，络腮胡子，颇具阳刚之气，戏路也十分宽广。扮演女主角的是好莱坞女星希瑟·格拉汉姆，现年30岁，金发碧眼，魔鬼身材，长相甜美，她曾主演《迷失太空》、《一举成名》等片。英国的摄影指导米高·哥达拍摄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理智与情感》、《摘星奇缘》等影片。
该片花费了陈凯歌整整十四个月的时间，于2000年10月29日在英国伦敦开机，大部分外景在伦敦拍摄。由于米高梅公司有完整的宣传计划，新片完成之前决不允许进行任何采访活动，影片拍摄期间一直对媒体封锁消息。所以，关于这部影片的详情几乎没人知道，这越发使人对陈凯歌的第一部好莱坞影片以及他与西方人的合作充满好奇心。陈凯歌在远离尘嚣的重山大湖与田园景色间找寻创作的灵感，在英伦三岛绵绵不绝的细雨和阴霾密布的天空下演绎这部神秘的黑色情欲惊悚电影。
《温柔地杀我》可能被安排在2002年春季在美国上映，已经取得美国“辅导级”（十七岁以下观众需由成年人陪同进场）执照。几场秘密试映的结果都引起观众的惊呼。但国内观众不一定有缘能看到此片。
陈凯歌和好莱坞的接触十年前就开始了。应该说：好莱坞对这位脾气、才气兼具的导演心仪已久，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梅尔·吉普森带着太太和六个孩子专门到北京和他谈拍《双城记》的事情，到现在这部影片还被搁置，因为制片人认定陈凯歌。但陈凯歌做事一向挑剔，对于西进好莱坞一直采取低调，绝不轻易出马。直到《温柔地杀我》，他才真正开始了和好莱坞的合作。目前，陈凯歌在美国有一个专门为他筛选剧本的公司，好莱坞还有两部戏在等他拍，他的经纪人公司ICM也是国际知名的，也是麦当娜等大明星的代理。在和陈凯歌的多次谈话中，他也谈到了他对好莱坞电影和与好莱坞合作的感受。
李尔葳： 这几年的亚洲电影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卧虎藏龙》在美国出现的热映，华语导演、华语演员和中国题材也开始成为好莱坞的抢手。现在你也导过好莱坞的电影了，你认为亚洲电影和亚洲文化将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陈凯歌： 亚洲电影发展很大。仅在二十年前还不敢想象中国导演能在美国拍电影。我想，最近的亚洲电影绝不逊色于好莱坞电影。西方电影里科学精神占主导而欠缺艺术精神，相反亚洲的文化是悠久和深远的。
李尔葳： 对于你在好莱坞拍片这件事，国内媒体很关注，因为毕竟你是第一个去好莱坞的中国大陆导演。你去美国拍片的初衷是什么？
陈凯歌： 我去好莱坞拍片，是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好奇：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在美国工作，同时我也想看他们怎么去操作一部电影，并将它成功地介绍、推广给观众。我到好莱坞拍片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好莱坞不断地会吸纳世界各地一些重要导演去拍片。在五六年前就有一些好莱坞的制片厂和制片人来跟我谈拍片的事，但他们筹备、酝酿一个戏的过程比较长。在这几年中间，我大概看了几十个剧本，所有的剧本都是我自己阅读，判断看哪个戏适合我。到2000年年初，情况就比较明朗化了。我是从三个题材中选择了目前这一个。这部戏是美国八大公司之一的米高梅公司投资拍摄的。我选择的这部戏虽然是一部美国电影，但故事发生在伦敦。有趣的是三个剧本中有两个是要在英国拍摄的。另外一部戏男主角都确定了，由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但我选择了目前这个故事，使那位制片人非常失望。影片的筹备从2000年3月份开始。我和编剧在一起经过反复讨论，对剧本做了最后的修订。6月我第一次到伦敦采景，同时开始接触演员方面的工作。7月份我正式在伦敦扎下来，主要是进行选择演员、确定景地、确定创作班子这样一些工作。整个前期准备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在我正式去英国之前，女主角就已经确定了，是希瑟·格 拉汉姆。她是美国一个很被看好的年轻演员。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根据故事情节的要求是个英国人，所以制片厂就提出必须要在英国演员里边来选。最后确定了约瑟夫·范斯。就这个角色而言，我认定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他最著名的影片是《莎翁情史》中的男主角。影片在伦敦拍摄。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制片以外，大多数都是英国人。我以往和国际电影节接触比较多，一直就听说英国的摄制班子在欧洲是很优秀的，合作下来确实是这种感觉。我的两位摄影师在英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近年拍摄的影片中所取得的成就。一位是摄影指导米克·考特，曾经拍过《理智与情感》、《诺丁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伊丽莎白》，另一位是具体操作的摄影师，不仅参加过上述四部片子，而且《莎翁情史》也是由他来掌机的。我的美术设计师是在英国很负盛名的一个女性设计师。她本身比较敏感，包括她对颜色对整个设计都有较好的把握。摄制组从摄影、美术、录音等方面都是英国最强的组合。伦敦这个城市很特殊，在伦敦可以看到大量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不同肤色的人群，所以它是五彩缤纷的。居住在伦敦的真正的英国人也受到这种国际型文化的影响。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导演，在这样一个接受多元文化的城市去驾驭这样一个题材，好像更得心应手，我觉得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利。
李尔葳： 在影片的拍摄中，你和制片人、主演的合作方式和你以往在国内拍片有什么不同？你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障碍？
陈凯歌： 对于拍电影来说，其实故事总是那一个，但不同的导演却拍出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东西。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情况。这部影片的制片人非常清楚我是个个性极强的导演，对这一点他们是有准备的，他们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在拍这部戏的过程中，我有相当大的自由和主动权去对人物、故事、情节包括台词进行处理和修改。当然，我也要对制片方面有一定的尊重。当我要做比较大的修改时，我会通知他们。再有，我相信也是因为我有演员的支持。因为戏毕竟要由他们来演。如果演员也说某些地方不大合理，任何有理性的制片人都会倾听大家的意见。我们是一种讨论的方式，这给我很大的自信。当然西方最强调的是效率。如果一个导演任意修改周期，延长拍摄时间是有问题的，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表来运作，这样大家都满意。其实我跟好莱坞来往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片子不是说随便抓来就拍，而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酝酿，我是在一点一点运作，就是说我要看更多的剧本，别人送给我的剧本我要在其中选择。但是有一点我自己非常清楚，特别是在英国这个国家，整个民族对文化有顶礼膜拜的感觉。就是说他尊重你。所以在工作过程中，我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当然也有文化差异。比如我们在中国拍戏，
有的时候是需要采取点游击战术的。但是在英国，有一天，我跟我的现场制片人说：“有一个镜头我今天下午得拍。”他说：“是哪个镜头？是这个场地吗？”我说：“不是，我得到那个场地去拍。”他说：“我告诉你，不可能。”可这在中国很简单。我们当年跟张艺谋、薛白一起拍《黄土地》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抱着摄影机就走了。而且是说要赶上日落，赶快走，赶快走。下车的时候说：“薛白，快跑。”薛白就往山上跑。这时张艺谋已经把机器架好，开始拍了。但是在英国，门都没有。我说：“这个镜头非常简单。”他说：“如果你要去那，咱这儿五十辆车怎么办？是不是跟着去，还是车留在这儿？”我说：“可以留在这儿。”他说：“不行，因为按规矩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地。如果没有基地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儿拍摄。”很死板。而且他又说：“我们虽然在冬天拍摄，日照时间很短，我知道你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拍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中午必须停一个小时吃午饭。这是工会的规定。”我就跟他们说：“这很荒谬。大家是在拍电影，而且我们只有七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你告诉我你得吃二个钟头的午饭。”他说：“要是在中国，你们怎么做？”我说：“就是盒饭送到现场，一人一份，一边干一边吃。”
这对他们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我遇到的最明显的文化上的差异。就是说他一切都按规矩来。其实从管理的角度看，在那里当导演倒更容易。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导演只要做导演的工作就可以了。拍《温柔地杀我》时，有一个镜头是一支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暗示有人在跟踪主角。拍完一条后，我发现烟灰缸是白色透明的，香烟的烟气不太清晰，当我跟道具师说时，那个五十多岁的人脸一下红了，他说非常抱歉，因为他至少该准备三个由我选。并且认真地问我：“你还给不给我机会来换？”还有一个推移动车的人也让我惊讶，他的运动简直出神入化。我跟他开玩笑说要做他的徒弟。他笑嘻嘻地说：这活儿谁都干得了，但又不是人人都能干。他说技术上的事大家早晚都能掌握，但我是用心地推这车，是根据你设计的镜头跟着演员的表演走。他说我们全是演员，是站在摄影机后边的演员。他们所有的人对工作都尽心竭力，十分讲究效率和工作节奏的紧凑，而且注重集体的合作。他们都跟我说：我们：都是保障你的，你在监视器后面坐着，我们看到你脸上有满意的微笑，我们就都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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