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德语难学。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不无幽默地说过：“根据我的经验学会英语需30小时，法语需30天，德语需30年，要么改革德语，否则可将其视为死语，今天只有死者才有足够时间学会它。”德语书写尤难，繁杂，无统一规则可循。普鲁士，巴伐利亚，符登堡等州都有各自的正字法。“日耳曼学之父”格林（Jacob Grimm）目睹德语书写的混乱不堪愤慨地说：“在我熟悉的民族中惟有德国人书写自己的语言如此无教养，我对此痛心万分。”杜登对此也深为忧虑：“同一学校里没有两位教师，同一印刷厂里没有两名校对在正字法的任何方面看法是一致的。”杜登博士将统一和规范德语书写为己任，为之身体力行。
1901年柏林召开“第二届正字法会议”，明确当务之急是统一德语书写。杜登根据会议确定的正字法新规则对“大全”作了修改，次年出版《德语正字法词典》（Orthographisches W(o上加两点）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从此，事实上整个德语区真正有了统一的正字法，杜登为统一德语正字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该词典还涉及语法、语音、修辞、外来词等，所以可将其视为一“综合词典”或“通用词典”。
为求得书写统一，杜登对“柏林会议”进行妥协，放弃力主的若干书写原则。杜登推崇意大利正字法“书同说”（schreib，wie du sprichst！），认为它是完全民主的，体现全民的共有财富，音形一致的原则。杜登还不再坚持标点符号不是对句子而是对言语作语法划分，故应允许有较大自由的主张。有趣的是，杜登的原则在百年后的今天终于被新正字法采纳。杜登清楚，统一德语书写只达到目的的一半，展望德语正字法任重道远，于是他又迈上了进一步规范德语正字法的艰途。
“柏林会议”出于书写统一允许不少书写变体。出于无奈，德、奥和瑞士的印刷工人协会请杜登专为印刷工人编一正字法工具书，以减少、规范书写变体。杜登呕心沥血将不少允许的双重书写统成单一书写，1903年《印刷工人正字法词典》（Buchdruckenduden）出版，杜登在前言中道出了他的艰辛：“面对数百乃至数千词的双重书写形式，让我从中选择、定夺一恰当的书写，它应是最能符合出于不同理由的各种考虑，要求我苦心孤诣，咨询和核实热心的人向我提供的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杜登虽没排除，但大大减少了书写变体，为规范德词书写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10年杜登时年80，亲手将《印刷工人正字法词典》归入《德语正字法词典》，临终前交出全书修订稿。1915年杜登第9版按此修订出版，为表示对杜登的尊敬和纪念，自该版起封面为Duden.Rechtschreib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er Fremdw(o上加两点）rter，从此《杜登词典》名正言顺蜚声语言界、出版界。
杜登意味着德语的书写规则和规范，《杜登词典》成了人们语言交际的指南和依靠。在德国，它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词书。
1929年第10版封面印有“大杜登”（Der groBeDuden），第11版和12版出版于1934年及1941年纳粹统治期，不再用哥德体（FraktMr），改用拉丁体（Antiqua）。二战后，东德和西德分别由莱比锡和曼海姆杜登出版社负责《杜登词典》的出版。至1990年德国统一，东德已出版《杜登》第18版（Duden Leipzig 1985）西德已出版《杜登》第19版（Duden Mannheim l986）。统一后，《杜登》第20版于1991年在曼海姆出版。1996年7月在维也纳通过《德语正字法改革书》，杜登出版社作出积极反应，按新正字法修订的《杜登》第21版及22版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在曼海姆出版。
今天，“新正字法”实施已近三年，百年前杜登期盼的迸一步规范“德语正字法”的设想终于成了现实，无疑这是“德语正字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杜登出版社继承杜登当年充任的“改革与理智双重角色”（Doppelrollezwischen Reform und Rasen），对“新正字法”持较为现实的态度，积极配合“新正字法”的落实、推广，促进社会向“新正字法”的转换，尽管出版社负责人对“新正字法”的某些部分表示遗憾。
埃尔兰根大学教授伊克勒（Theodor Ickler）去年8月11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一次失败》（Ein Fiasko）一文，断言改革失败已成定局，并把矛头直指二周后出版的新版《杜登》（第22版），称“新版《杜登》是无谓的修补堆积，关键处充满矛盾，是试图与新正字法相适应的徒劳努力”，理由是，他“从语言学角度对词典112节正字法规则中的68节作了‘语言学诊察’（linguistische Autopsie），诊断为：它们在学术上站不住脚，难产后也不能存活”。
《杜登词典》和《贝特尔斯曼（Bertelsmann）词典》，均为按“新正字法”修订编写的“德语正字法词典”，都体现了正式的新书写规定，但在有些词的具体处理上不一，在分、合写及音节划分方面尤为突出：按《杜登》下列词的分、合写为：freihaben，blaumachen或blau machen，warm halten，而《贝特尔斯曼》则为：freihaben，blaumachen，warm halten或warmhalten；《杜登》对下列词的音节划分为：ext－ra／ex－tra，abs－trakt，《贝特尔斯曼》则是：ex－tra，abs－trakt／ab－strakt。为此，伊克勒认为“统一的德语正字法已不复存在。”
百年来备受人推崇、信赖的《杜登词典》在世纪之交，随着“新正字法”的启动面临一次新的考验。
正字法改革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字法”作为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应遵循“多元互补，和而不同”这一宗旨。“正字法”属语言学范畴，语言学理论应是确立正字法改革设想科学性的基础，但它决非语言学理论的机械类推或再现，百年来百余个德语正字法改革设想一再受挫就是证明。应重视语言发展规则，但切忌用现成规则束缚语言发展，因为正字法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语言因素，所以我们应摆脱传统的纯理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模式，强调理性和习性兼顾及社会的承受因素。应该说，“新正字法”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并有所突破，“杜登词典”则将其具体化，21版与22版《杜登》相隔仅4年就修订再版，体现了正字法改革是一个不断扬弃和完善的过程。
《杜登词典》与《贝特尔斯曼词典》在有些词目的表述上确有不同，这是因为“新正字法”允许适度书写变体，给书写者一定的“酌处空间”（Ermessensraum），可对“双重书写（Doppelform）加以选择。这样既可减少书写错误，又可激发书写参与意识，这无损于书写统一，因为有些“双重书写”是过渡形式，经时间的扬弃可成单一书写。
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对我们正视现实，协调矛盾不无启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从存在得合理到合理地存在。“回眸《杜登词典》百年业绩，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里它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为推广、规范德语，弘扬语言文化再树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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