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三次大论战为主线，系统梳理了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变，重点突出了近2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且依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线索，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及其在冷战后的最新进展。总体上看，本教材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其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结合上。
其一、在内容上，介绍与评析相结合。教材不只是综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系统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系统评析。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评析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也不是从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而是尽可能对理论本身的进行学理分析。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者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西方学者在同一学科领域展开了积极对话。
其二、在教材的结构上，理论流派的总体分析与学派代表人物的个别介绍相结合。教材在一般性地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的同时，专门辟出一节介绍各理论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大师思想。这种结构安排使国内学界在整体上把握西方各理论流派学术观点的同时，也可更进一步了解各理论流派大师们鲜活的思想和分析问题方法。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其三、在理论流派的选取上，美国的中心地位和欧洲的独特贡献相结合。教材突出了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核心地位和主要角色，但同时也兼顾了欧洲学者所做出的贡献，这符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是可取的。
由于时间关系，笔者难以对教材本身进行全面评析，而是针对以下两个问题与作者商榷。在介绍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时，作者没有说明为什么把教材中列举的理论作为其考察的对象。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作者详细考证了西方学者关于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但是作者并没有强调本书所选取的几大理论呼应的是前面那一种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定义。至少在笔者开米，博弈论很难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之一，与其说它是一种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不如说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当然国际关系学可以借助博弈论来建立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但是它本身是否就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值得商榷。其他如体系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体系理论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其核心是强调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观，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相对立。国际关系理论中许多学术流派都采纳了这一研究的视角，如教材中列举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当然这一点有争论）、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霍夫曼的“世界政治体系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另外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实际上也采取了体系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般性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是否妥当，值得我们思考。从逻辑的自恰和理论的严密来考虑，我认为至少首先应该对“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有一个科学的界定。
本书强调了建构主义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定位上，我觉得可能存在某种问题。本书将建构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其建构主义明显属于一种批判建构主义。而作为建构主义主流学派实际上与其他批判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在本体论上与各种批判理论（也就是基欧汉称作的“反思主义”）是一致的，坚持的是理念主义而不是物质主义的本体论观；在认识论上则与理性主义相通，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认为外在于人本身的社会世界尽管不可观察，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认识，因此从理论定位上看，主流建构主义实际上是要在理性主义理论和各种批判理论（或者说反思理论）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而不是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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