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权威学者多被编制在大学或研究所内，而且在其成长为某个领域权威的过程中，必定也带出了不少研究生弟子，而国内大学一般也愿意将优秀的研究生留校以充实科研力量。这样在客观上就容易形成一个团结在导师／权威身边的话语圈子，成员之间彼此唱和呼应，实质上反而会让其
他老师产生望而却步的感觉（韩水法先生在今年第2期《读书》上发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一文，其中对“不留本校生”制度的称引可作为此处议论的一个互文读本）。即使是真有其他人对权威进行了学术上的批评，也不被当作学术本位及问题主义的，而往往会转化为一个“立场”、“姿态”问题；导师即使“不言”，众桃李焉能“忍气吞声”，必奋起作义愤填膺的反击。例如，韩石山先生用稍显刻薄的话对北大一位名教授不恰当的编书做法提出批评，马上招致名教授众弟子的追问：“你以为你是谁？”因此，只要还“识相”，最好是心照不宣，从而相安无事。
说到底，国人往往不具有西方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反思与忏悔）才形成的“原子个体”观念。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学、法哲学往往是以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却没有发展出这种法权主体观念。今年两会代表所共同关心的“诚信缺失”问题其实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的诚信是建立在个体之间的契约性关系之上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诚信则以传统血缘／伦理宗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实体性关系发展出的“良知”为心理基础。因此中国的“诚信缺失”说到底还是一个“良知缺失”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转型时期的当下“实体性”关系和“契约性”关系的纠葛。表现在学术界，既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式的实体性关系的残余，又有龚自珍以来“但开风气不为师”式的学术至上的新孳，整个时代环境就是这样一张“温床”，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里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说学术界这种暧昧气息（最严重的可能就是那种互相包庇的“学术腐败”）没有办法改变。我想最重要的是先要有真学问，这样才有批评的底气，然后多少有一些学术本位的观念，再加上一点如胡适似的勇气，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庶几可以实现学界的纯净气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