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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卖画得来的钱养自己的诗歌，73岁的严阵自认为在这个经济社会里，找到了一条诗人获得“尊严”的路。（摄影：孙越） |
老诗人严阵觉得今日诗坛有太多让他“看不惯”的东西，他说诗歌受了污染，假冒伪劣像注水肉一样渗入其间，很多评奖因此显得可疑。更重要的是，很多诗人已经丧失了责任感，在金钱面前，穷酸文人连最起码的尊严也保不住了……
有人也许会想，诗人的看法难免会有些偏激。不过，假如严阵的话语真的刺痛了某些人的话，那也请他们原谅这位已经73岁，仍有力量写出长诗新作的老诗人吧。
知道严阵的名字是在文革时代的一次地下阅读活动中。说是“地下”，这里面含有双重的意义。其一，我们几个爱做文学梦的小孩子喜欢的书，尽是文革之前的“毒草”；其二，那时候喜欢文学会被老师和家长认为不务正业而遭到批评和训斥，哪像今天的小孩子，可以把琼瑶和席慕蓉堂而皇之地摆在自己的书桌上面。我当时喜欢上的是诗歌，我最爱读的诗就包括诗人严阵的。很多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是那首《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30年之后，我依旧可以清晰地背出来，这使我经常感谢自己儿时黄金般的记忆：
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登上最高的山顶，透过茫茫的云海， 祖国所有的山峰，都在眼前展开， 它起起伏伏，直伸到千万里外， 像被一张巨犁所翻起的无数土块。 真像曾经有人撒过种籽啊， 真像曾经有犁儿将它耕耘过， 看，所有的珠宝全都熟透了， 正等着我们这一代把它收获。
没有人知道后来我曾经多少次模仿了这样的作品，而在少年宫悄悄获奖，也没有人知道，后来这些模仿又演变成给女同学的情诗，变成小纸条在班级的课桌之间传递。我就是这样认识严阵的。当我终于度过了诗歌模仿秀的时代，又走过了青春期的为诗而疯狂的岁月。
80年代中期，诗人严阵在他主办的《诗歌报》上，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翻译的当代苏联诗人诗歌集锦，可是我们依然未曾谋面。直到10年前，我人到中年，终于冷静下来读诗，才偶然见到了我孩提时代和峥嵘岁月的偶像。而今天，又一个10年过去，当我又坐在诗人严阵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73岁的长者了。
我在很多文学和名人词典中查，他的头衔很多，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编审。是中国著名作家、画家。还有他太多的作品：《严阵抒情诗选》、《江南曲》、《琴泉》、《花海》、《鸽子和郁金香》等诗集以及长篇小说《荒漠奇踪》、《蓝岛丽人》，中篇小说选集《南国的玫瑰》，散文选集《牡丹园记》以及报告文学选集《今天谁最美丽》，长篇纪实文学《告诉你一个真澳洲》，长篇诗体小说《山盟》。他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美国，并应邀出席过世界诗人大会。最近，他又推出了长诗《含苞的太阳》。以下是我为《中华读书报》采访诗人严阵的访谈摘要：
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新作？
严阵： 今年第一期的诗刊发表了我对当前诗歌创作的看法，最近，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诗《含苞的太阳》，虽然目前在中国写诗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好的诗歌几乎没有，我敢断言，到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诗人的作品可以超过我的这本书。这本诗集的规模和篇幅都已经达到了我理想中的境界和高度。我这样说，是实事求是的。现在写诗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好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您如何看待最近媒体对诗人汪国真的报道？
严阵： 最近有的报刊报道了青年诗人汪国真的情况，还发生了争论，但是我觉得，从诗人走向社会，自谋生路的情况看，诗人真的开了饭馆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多次去过美国，现在我们很多年轻诗人很崇尚后现代派诗歌，你可以到纽约去看看，那些后现代诗人干什么的都有。一个诗人如果可以靠写诗生活的话，当然好。但是，如果做不到，你就要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谋生手段，因为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北京在变化，上海也在变化，为什么诗歌不能变化？当我们的诗歌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着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来变化自己的思维！
您如何看待美国诗人？中美两国诗人的创作的不同点何在？
严阵： 我在美国来来往往有几年的时间，和美国的诗人有一些交流。我在美国的切身感受是，所有的美国人，包括诗人，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明天活得必须比今天好。我在美国看到，人人都在随时调整自己的谋生手段，来取得进入这个社会的入场券。在美国，我看到，当诗人不能够用诗歌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别的事情，只把写作当作他们的业余爱好。所以，我觉得假如一个诗人真的去开了火锅店，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关于美国诗人和中国诗人在创作方面的不同，我认为，美国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完全尊重自己的创作欲望，支持他们创作的是纯粹需要表达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都可以写，所有的体验，生活中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成诗。他们的创作完全是自我的展现，那种状态完全是旁若无人的。
您觉得当代中国诗歌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的问题何在？
严阵：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包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我们作家所面对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你写的作品是不是为大家所需要的，是不是这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什么目前在国内很少有人读诗呢？我觉得，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目前我们的诗歌，就像北京的空气一样受到了很严重的污染，可吸入颗粒物太多。首先，诗歌的界限划得不清楚。大量的非诗歌的语句、快板、顺口溜和完全口语化的语言都被当作诗歌广为散播着。形成这种状态的根源就在于，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人人都是诗人，句句都是诗歌”的荒唐时期，当时，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顺嘴乱诹，诹出来就是所谓诗歌，给予中国的诗歌特别致命的伤害！哪可能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会写诗啊，哪有这么回事！诗歌是什么？那是一个高级的和专业的艺术，诗歌到底是什么？诗歌是心灵的艺术和精辟的表达。怎么可能是人尽皆能的事？
您觉得这是我们诗歌低迷的唯一原因吗？
严阵： 我们的诗歌还有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要写人人都懂的东西，因此造成诗歌语言过于简陋和庸俗。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不懂的要比懂得的东西多得多。因此，这个误区给我们的诗歌造成了极大的局限，给广大诗歌的读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的诗歌造成了极大的误解。所以现在仍然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混迹于诗歌的市场。就在我们的出版物中间这样所谓的诗集也多得是，当年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流毒也太广了。关键是读者非常反感这样的所谓诗歌。
您指的是我们的诗歌有造假现象吗？
严阵： 现在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诗歌也是这样，这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市场原因。就像现在有用疯牛原料制成的有毒化妆品、注水肉东西太多了一样。但是就是没有人在诗歌界打假。最近足球界关于黑哨的问题闹得很厉害，就是给裁判好处就吹你好，不给好处就吹你坏，在诗坛也有同样的弊病。我们诗歌界的评论家不是也一样吗？那些诗歌评论家点评的都是优秀的诗歌吗？这就是我要说的诗歌界存在危机的社会原因。还有，关于诗歌获奖的问题。我不能说获奖的诗歌全是不好的，因为我没有根据，但是，伪劣诗歌得奖的现象还存在，在获奖的光环下面，其实蒙骗的是我们的读者和作家的良心。我觉得，有一些优秀的诗歌没有得奖，不是因为创作本身的原因，也不是评选人的鉴赏水平原因，而是在背后有社会原因。说穿了，就是市场因素不恰当地进入诗歌界造成的。
您怎么看待当前青年诗人的创作？
严阵： 在我们青年创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我在美国接触了一些现代派的诗人，其实他们很多诗歌的表现手段，创作主题距离现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已经比较遥远了。但是，我回国之后发现，我们的作者还在模仿他们，有人甚至将他们的东西奉为创作圣经。就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人从国外倒腾过来奇装异服，好多人争先恐后地购买一样。有些人丢弃了中国文化中的精粹，像唐诗和宋词，有人甚至将这些当作垃圾抛掉。另外，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像我推崇的郭小川、郭沫若、戴望舒和徐志摩的诗歌，现在在青年人中间可以记忆的和继承的已经不多了。另外，我个人认为，不是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入诗，这点我也反对美国现代派诗人的创作立场，他们将吸毒、同性恋、精神变态甚至个人的性生活全部纳入诗歌的内容，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您觉得我们的诗歌创作需要变化吗？怎么变化呢？
严阵： 我觉得，世界在变化，诗歌也一定要变化，关键是朝着哪个方向变。中国的诗歌应该是现代的、民主的，但是一定要是中国的，应该是与广大诗歌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绝不反对个人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应该是诗的表达。可是，我觉得很遗憾，我们的诗歌现在出了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诗歌经历了以前的“泛诗”伤害，另一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把外国的垃圾当成了宝贝。这也是对诗歌的一种污染。
您如何看待80年代，在中国诗坛上出现过的所谓“朦胧诗”？
严阵： 那些诗歌在中国诗坛出现是有它特殊的背景和存在的条件的。当时，我们正在经历思想解放思潮的冲击，在诗歌创作上面，刚刚开始走向个人情感阶段。在此之前的文学创作都是强调社会性，尽量冲淡和回避个人情感的流露，在诗歌词语使用方面都是“我们”而不是“我”，甚至很多诗歌都使用的是报纸社论上的词语，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个社会历史的产物。“朦胧诗”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回归了诗歌的原本要素——有感而发。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无声无息了呢？那是因为社会已经过渡到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仅仅“有感而发”已经不足以来支撑他们的创作，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进一步的创作方面的准备。还有，诗歌的创作，要求诗人有一个情感高度方面的规划，而有多少“朦胧诗人”具备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脱离了这种责任感又怎么会具有更高层次的“有感而发”呢？诗歌要求诗人是真诚的，要求诗人是善良的和有胸怀的，而一个诗人仅仅真诚是很不够的，光具备技巧也是不够的。
您回国之后，在诗歌界遭遇到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严阵： 我最近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前几天我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请柬，原来一个南方的服装老板做服装生意发财了，于是就写了两部诗集出版。他在一家豪华的饭店请客，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把很多媒体和名人都请去了，一见面，就给每个人车马费四百块钱。开完会以后，就是几百块钱的宴席。你说，在这样的会议上还会有人讲不好吗？以前，我们的情况是，谁有权谁的诗最好。现在是谁最有钱谁的诗最好。
您除了在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外，在绘画方面的成功，也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注目。您的绘画特色与成就为大家称道，在国内有“诗人严阵水墨画，画家严阵水墨诗”之美誉。请谈谈您的绘画。
严阵： 我已经在美国华盛顿举办过两次个人画展。在澳大利亚和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也举办过个人画展。我经常买一些国外的经典画册，从前便宜，才几十块钱一本，现在很贵，动辄上百甚至上千。我觉得西洋画派的透视技巧和一些表现手段，是我们中国画中没有的。而中国画在水墨的渲染上产生的效果是非常独特的，是西洋画不具备的。我在画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西方画的表达能力和中国画的独有韵味。当然，画画也有误区，我发现有很多画家都是凭技巧吃饭的。作画是艺术，而艺术是灵魂的表达，现在也有很多画家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作品。我不久前曾经看到一幅画家的作品，当时很引人注目，他表现的是，一头驴走过春天的田野，标题是《送粪》，简直毫无诗意。在这方面我有优势，我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到我的作品前是来抄标题的。
我听说您的长篇诗体小说《山盟》的出版，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严阵： 这部作品是我在文革之前完成的，文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一部作品，工宣队就找我：“把你最大的毒草交出来！”我当时没有底稿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没有底稿的。我当时就想，我要是把这部稿子交出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永远也写不出来了。于是，我就跟工宣队说，我爱人觉得那也是一本毒草，所以她老早就把它给烧掉了。当时，就是我的爱人把稿子保留在我家窗户外边装煤球的箱子里面，她先把煤球取出来，然后把稿子用塑料布包好，放进箱子里面去，然后再把煤球堆在上面，这样放了好几年，一直到文革结束。
您如何看待诗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严阵： 中国历来都有穷酸文人的说法，我觉得，一个文化人如果想在创作上面有尊严，首先要具备做人的尊严。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时期，就是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富裕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目前我们大力张扬的价值观，经济地位决定人的尊严。一个连尊严都没有的人注定是个失败的人。等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再继续去摸索一条可行的创作路子。就像我，我的诗集在国内出版是不足以维持我创作的，于是，我就画画，用我卖画的钱来养我的诗歌，不就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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