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戈尔丁的《蝇王》（1954）就是在二战结束后东西两大阵营严惩对峙、剑拔弩张的情势下写就的，是在核战争的阴影下推出的一部警世小说。它讲的是什么？是人性本恶，是人性中的恶在现代条件下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这部小说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却莫过于那种近乎绝望的紧迫感。可是在冷战已经正式结束的情况下，《蝇王》的警世主题是否仍有现实相关性？从五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来看，从亨廷顿在冷战一结束便急急忙忙推出文明冲突论（须知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禀性）以为失去了敌人的美国寻找假想敌这一情形来看，尤其是从新世纪伊始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蝇王》是不会过时的。
不仅《蝇王》不会过时，《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所讨论的大多数作品就其所提出的问题来讲，都不会过时。例如《霍华兹别墅》讲的是“连接”。为什么讲“连接”？因为福斯特在现代性中所见到的是世界的散裂、人性的疏离和文明的破碎。因而通过一组现代婚姻恋爱故事，他不仅号召“文化人”与“生意人”“连接”，不仅认为机械与自然、雇主与雇员、男人与女人、肮脏喧嚷的贫民窟与富裕宁静的郊区应当“连接”，而且在抽象的层面上主张“凡庸与激情”、“野兽与僧侣”也应当“连接”。唯如是，现代文明方可救药。
如果说福斯特在现代性中处处见到的是文明的缺失，并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剂“连接”药方，那么在比他激进得多的劳伦斯心目中，现代西方文明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缺失”，而已是沉疴缠身，病入膏肓了。在他看来，现代科技工商文明中的理性的西方人已不可救药地误入歧途，任何救治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个文明内部发生一种末世般的大毁灭，然后由依“脊椎神经丛”或动物本能行事的“新种族”另起炉灶，重头开始。于是，劳伦斯得出了与尼采乃至纳粹主义极其相似的结论。
感觉到现代文明出了问题的，当然不止福斯特和劳伦斯这对朋友加论敌。康拉德在社会进步论如日中天的知识环境中所见到的依然是人性的蛮荒，因而在《黑暗的心》里号召人们反抗黑暗、克服野蛮，以获得马修·阿诺德意义上的“美好与光明”，即人性的根本改善、文明的真正进步。在二十年代初表面上的社会平静中，贝内特所嗅到的却仍是“阶级战争”的硝烟，于是他一反为艺术而艺术的一贯姿态，破天荒地扮演起社会政治先知的角色来。他敦促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让步，以免灭顶之灾。乔伊斯逃离了中世纪的愚昧与压制，却发现他所进入的现代世界远非完美，于是推出了可鄙可笑的“反英雄”布鲁姆，以之表现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他们已无奥德修斯式的英雄性可言，有的只是布鲁姆式的猥琐和平庸。
对现代文明的艺术反思并没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在现代文明的处境这一问题上，战后才开始创作的哲学型小说家默多克与康拉德和戈尔丁是相似的。在她的叙事画卷上，人性包含着严重的缺失，而缺失中所裹着的又是灾难的种子。为了让骨子眼里信奉“进步”理念的人们相信这点，她推出了一些冷酷得近乎残忍的先知形象——霍诺尔与朱利叶斯。这两个人物虽都有着玩世不恭的“非道德”模样，却是默多克藉以传达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媒介。另一个女作家斯帕克以一个天主教徒的冷峻目光批判地审视着现代世界，要么让笔下人物去干扰破坏现代工业秩序，要么让其驾车驶向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末世景观，在此过程中找到生命的意义。福尔斯笔下的人文学者查尔斯更是在由资产阶级来界定的现代性中痛切地觉察到自己早已被边缘化，早已成为“多余”，但他对自身处境却又是多么地无可奈何。
对于已然身处现代性悖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家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的意义，当是不言而喻的。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阮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