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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降，在一系列制度创新与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知识日益上升为首要的社会资源，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知识社会的快车道。近20年来，有关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图绘一直热销坊间。从“后工业社会”到“大趋势”，沿“未来之路”演绎“数字化生存”，未来学家和技术牧师们给我们讲了太多似是而非的故事，这些故事又衍生出太多的泡沫，致使人们面对未来图景的激情快意不再。但这又让人们长大和成熟起来：不仅要用热情拥抱未来，更需要用智慧去面对。
何谓智慧？当下最重要的智慧之一就是对知识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本质的把握。翻开金吾伦先生的近作《知识管理：知识社会的新管理模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在提要中即可看到充满睿智的箴言：“知识经济最重要的实质是：知识，创新，管理。”这是从社会实践层面对知识的一种凝练的表述，但作者无意就此建构某种知识经济或知识管理体系，而将思维的触角直接伸向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的各个层面，深入地探讨了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知识创新、国家创新系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知识联网与学习型组织、组织文化与创新环境、知识时代的新管理模式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最后由其所持的整体生成论自然哲学思想出发，讨论了整体论的管理哲学。这对于读者，特别是作为该书读者定位的干部而言，无疑是一顿美妙的智慧大餐。
尽管言说不可言说的智慧是一种冒险，但作者依然直白而不失深刻地述说了由“激情满怀”和“疑虑重重”所悟出的道理和新想法。这些道理和新想法显然不是某种简单化的感悟或朴素的意见，它们不仅反映了作者对自然哲学和管理哲学的会通，更渗透着作者对东西方哲学文化的透彻理解。
对自然哲学和管理哲学的会通的意义显然不只是将自然哲学应用于管理，它还表明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组织现象本身就应该是自然哲学关照的对象，而知识管理更要建立于对组织的本质的理解之上，需要自然哲学与管理哲学的互动融通。当我们读到对整体性管理公司、“分形”公司和“混沌有序”公司的分析时，会自然体会到复杂性管理模式中蕴涵的智慧会通与互动。恰如《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的作者彼得·圣吉所言：它将引导人，由看片段，到重新关照整体；由看事件，到看变化背后的结构；以及由静态的分析变因，到看其间的互动，进而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作者似乎对于东方哲学和整体生成论的自然观有一种明显的偏好。在讨论“螺旋型创新”模型时，他不太满意笛卡儿的主客二分的知识观，而指出“螺旋型创新”模型的知识观的哲学基础是与西方分析还原论大异其趣的东方哲学，其特点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和人我合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像大多数东方文化优越论者那样，以抽象的言说同义反复他们的文化立场，而是以具体的分析，探讨知识管理中的整体性、互补性、复杂性与和谐等观念的本质和作用。彼得·圣吉曾指出：管理家应该经常想到，在你行动背后的假定是什么？为什么这一种战略比另一种更有意义？它建立在什么样的世界观之上？在对整体论世界观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讨论之后，作者以其对整体论研究的深厚学养明确地回答了彼得·圣吉：“今天我们可以说，各种实践和理论已经表明，这个世界观正是整体论世界观。”（该书第210页）显然，这种宣言不单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而是富有理论勇气和文化主体意识的大声言说。
与当下流传坊间的有关知识管理的书籍比起来，金先生这本《知识管理》的独特和创新之处在于对文化与境（context）的切实关照。在有关创新模式的讨论中，作者没有作学究式的述说，而是饶有趣味地用“一个和尚挑水喝”的人型模式，“两个和尚抬水喝”的从型模式和“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的众型模式形象地概括了创新的文化模式。在分析了人型模式和众型模式的利弊之后，结合中国创新文化的现实，预见了从型模式的前景：从型模式的优势一旦得到发挥，就可以看作是人型模式和众型模式各自优势的整合。由此他提出了切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文化战略：“我们建设创新文化，无论是院所创新还是企业文化创新，其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机制使实现个人价值与群体创造知识的形式有机地协调和结合起来。从体制上、组织管理上制订出一套尊重个人、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摆脱官僚主义和封建意识的、保持群体间相互协作，共享信息和知识，减少并消除内耗的制度和办法，把创新模式（从型模式）建立在充满活力的基础上。”（该书第164～165页）
通过这种对于知识创新和知识管理的现实文化与境的关照，不难体察到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哲学家独有智慧和热切关照社会的责任意识，使已过花甲之年的作者“深深卷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理论的狂潮之中”，并洞见到：“谁不重视知识的作用，谁就将愧负时代，愧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本文为该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