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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数人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上是由欧洲人开创的，这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欧洲人的地理扩张。
在大陆板块中，欧洲是最小的一块。作为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欧洲人最初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经历了千年的变化以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人的生活领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欧洲人的后裔不仅遍及欧洲本土，而且也遍及美洲和大洋洲，以致于需要用“新欧洲”这样一个词才能确切地表达欧洲本土以外的欧洲后裔在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这是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结果。
欧洲人与生俱来的扩张性远甚于其它民族。11世纪末欧洲以基督的名义对穆斯林世界发动的圣战十字军远征，便是欧洲人试图将欧洲大陆之外的更广阔的土地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尝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尽管有人试图用欧洲人具有与众不同的移居海外的癖好作为这一事实的搪塞，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土地扩张中的血腥暴力。
尽管欧洲的对外扩张与殖民由来以久，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却是在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这可能与欧洲人口的剧增、耕地短缺以及民族间的争斗有关。但无论如何，技术的进步使大规模的远距离迁移成为可能。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人大规模地对外扩张与殖民始于哥伦布和麦哲伦时代之后并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因为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美洲大陆仍然是印第安人的天下，但两百年后，移居北美洲的欧洲人就超过了500万。其它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论》里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必然要对外扩张。因为这种扩张性说到底是与生存的压力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欧洲人口增长速度极快，而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会导致食物匮乏，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而避免灾难性后果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便是对外扩张。马氏称为“生存竞争”。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移民已经取代了原土著居民而成为了这些地区的人口主体，正是生存竞争的结果。
然而，欧洲的地理扩张是成功的。扩张不仅带来了殖民地的经济繁荣（即欧洲化），也为欧洲本土的工业化找到了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一些史学家无不自豪地说：“欧洲的扩张使得全球的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人民都有可能不仅参加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政治，而且也参加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建设”（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三联书店，第548页。）其实，欧洲的地理扩张不只带来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种扩张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种的地理分布和自然生态结构。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大陆板块的分割是造成物种多样性的重要的原因，而欧洲人在开拓殖民地并使殖民地欧洲化的过程中，从原住地引入许多新的生物物种，从而人为地打破了生物物种的隔离状态；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因竞争优势而挤占了某些本地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使许多本地物种遭到灭绝。80年代，美国人A.克罗斯比写了一本名叫《欧洲的生态扩张》的书，详细描写了欧洲人在900－1900年的领土扩张中的生态学问题。这是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视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欧洲人在温带地区取代原居民，与其说是军事征服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关注现存的土著人的数量和生活境遇的话，我们便会为他们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毛利人原本是新西兰的主人，他们的命运与当地的生态系统紧密相关，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毛利人中却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正像白人的老鼠赶走了土老鼠，欧洲的苍蝇赶走了我们的苍蝇，红花草杀死了我们的蕨类植物一样，毛利人也会消失在白人面前。”
欧洲人的地理扩张和殖民靠的不只是枪弹，更为隐蔽和致命是病菌。克罗斯比在详细考察了欧洲的生态扩张后，得出结论：对于把土著大居民斩尽杀绝和为新欧洲的人口移居创造条件应负主要责任的不是这些野蛮、冷酷无情的扩张主义者本身，而是它们所带来的病菌。的确，在欧洲人进入美洲、澳大利亚之前，土著人从未接触过诸如天花、白喉、霍乱、梅毒之类的疾病，白人带给他们的不只是玉米、小麦、猪、牛、羊之类的食物，还有致命的疾病，以致于达尔文也承认：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便在哪里追随着土著居民。
欧洲扩张的生态史展现出来的是一幅与社会史截然不同的图景。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过分地热衷于社会史而对生态史漠不关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生态史家，需要更多的《欧洲的生态扩张》这样的著作。它至少从另一侧面提醒我们，欧洲的扩张是以牺牲殖民地居民及自然的生态利益为代价的。今天的“新欧洲”，无论它呈现出何种的繁荣与辉煌，背后总有一部与之相随却挥之不去的土著人悲惨的生态和文化毁灭史。
（《生态扩张主义》，（美）A·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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