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新纳粹分子在欧洲又有所抬头，他们是否能以希特勒的最终垮台为“鉴”呢？又例如有人替军国主义者的亡灵招魂，不承认屠杀邻国几十万无辜人民是犯罪，进而不惜在教科书中改窜史实。具有这样心态的国家统治者，他们是否肯“以史为鉴”呢？再往小范围里说，当年周作人出任日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他的胞侄和姨甥周丰三竟以自杀抗谏（丰三是周建人先生之子，其母是周作人之妻的胞妹，即亲姊妹做了亲妯娌，事见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周作人是否引为鉴戒，幡然悔悟了呢？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周海婴忆述了自许广平先生的猝然病逝，直至十年浩劫结束，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其遭遇仍屡经坎坷（如版税问题、儿子婚姻问题）。时至今日，又有谁曾向海婴承认错误，公开表示过歉意呢？与此相反，倒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1976年“文革”正式宣布结束之后，许多被迫害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长期心有余悸，至今犹不敢实话实说。这是因为多数老百姓总感到自卑，明知人微言轻，生怕有朝一日再度挨整，才如此汲取教训，“以史为鉴”的。由此可见，有些人是从来不肯、也不屑于“以史为鉴”的；而懂得“以史为鉴”的，却往往是那些从来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于是“以史为鉴”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这正应了杜牧在《阿房宫赋》结尾处说过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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