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的书柜里堆积着三堆一尺多厚的珍贵资料，那是他耗费十多年心血搜集到的世纪著名学者的传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将近300万字。高先生70年代末开始主编《晋阳学刊》，在刊物上开辟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栏，当时考虑有关中国学术史，除了梁启超和钱穆在二三十年代各有专著外，后面的学术史几乎是空白，同时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在经过了众多政治运动，尤其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摧残后，有的在历史舞台上隐殁了，有的在学术领域沉寂了，即使是健在者，多数也在古稀或耄耋之年，身体状况多数不佳，很有必要通过适当形式抢救这批学者的学术史料。想法成熟后即行向全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发出了征约传记的信函。不久，冯友兰、周谷城、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李侃等先生相继来信表示“至为赞成”，并先后寄来了他们的传记。除专栏外，以后又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十卷和续编同名大辞典，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获得了广泛支持。冯友兰在接到约传信两个月后就寄来了经他自己修改过41处的自传，连信封都是自己写的。历史学家罗尔纲称赞：“《传略》之组织和出版功德无量，意义很大，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事。”“拜读《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何止‘二十世纪全球华人社会科学学者之集中展示，学术之精华汇集，学派之宏观检阅，学史之全貌缩影’而已，其将永垂不朽，功德无量矣，曷胜钦佩。”
高先生启动的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学术工程，为了争取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其艰辛令人感佩。有碍于历史遗留问题，有些传主起初不愿作传。高先生一方面诚恳地理解，一方面耐心地等待，然后通过书信和访谈进行促成，甚或动员说服其子女和助手请本人口述成传。梁漱溟的传略就是其中一例。从向梁先生约传到梁传完成的时间跨度是15个年头，光采访就40多次，历时3年。而罗尔纲先生从答应作传到选择传记作者也经历了七八年，其中的周折和艰辛可想而知！
这项有益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颇有价值的工程在海内外的影响很大，许多学者源源不断地寄来了传记和资料。但非常遗憾的是，这项工程在进行最顺利、成果最丰硕的时候不得不中止了。由于出版市场的制约和出版社领导的更替，原计划出25辑的传略出到10辑就不再出了，时间是1987年。多年来，那几大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就无奈地躺在了高先生的书柜里无人问津。直到2000年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才将其中200位学者的自述结集出版了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这200人中已有五分之三先后去世，有些甚至是作者的绝笔，因此这套书被学者誉为“学术思想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现在高先生还有200多位学者的传记尘封柜中，他说，这些都是那些学者生前口述，由其亲人、朋友、助手、学生撰写并经过传主审读确定的，同样具有十分珍贵的学术价值。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盛赞这些传略“本身不仅是一笔学术财富，更重要的是于后继治学者有借鉴价值。后继者会从中得到有益的营养和宝贵的教训。”高先生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抢救”，宗白华说：“是需要抢救的，否则我们已风烛残年了，一走就把好多东西带走了，要知道思想是不能复制的。”
思想是不能复制的。我们和高先生一样期盼有眼力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者能尽快抢救那些珍贵的学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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