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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统少将总务处长时的沈醉，时年28岁。 |
1933年5月13日晚上，丁玲的爱人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中。他的神色有些慌乱，不等丁玲问，就急忙告诉丁玲说，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当天晚上，冯达去看两位《真话报》通讯员，他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有杂乱的脚步声，冯达感觉情况很可疑，急忙掉转头往回走。回到家门口用钥匙开门时，他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当时，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冯达则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工作。这年年初，他们刚刚把家搬到公共租界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这里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第二天，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不放心，还要去看那两位《真话报》通讯员。早8时许，两人离家时约定，中午12时前一定回家。到时如果一人未回来，另一人要立即离开家。丁玲为防万一，去正风学院前，特意绕道去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家，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他们，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就可能出了问题。中午，她11时半回到家，没有看到冯达。她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他很从容，拿起桌子上的一份《社会新闻》看了起来。丁玲看到他那沉着的样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突然，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砰”地被推开，特务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逮捕他们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便衣。
整整50年之后，丁玲才知道，当年如果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抓她，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也会把她抓走，她已经处在双重监视之下，注定了在劫难逃。有趣的是，当她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她竟然和50年前要逮捕她的复兴社特务坐在一起开会，而且他们之间互相问候，友好交谈，书信往来。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丁玲说沈醉“这本书写得好”，沈醉动情了，用手帕擦眼泪。
1983年秋天，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气氛热烈，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在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文化组的组长是丁玲，此时她正在发言。丁玲善谈，讲起话来思路开阔，她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说明改革开放的伟大：“……要不是三中全会，要不是邓小平、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大胆地拨乱反正，我们可能要右派到底，这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没有申冤的机会，所以，我感谢党，感谢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由自己的命运，她又讲到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
这句话一出口，屋子里边顿时有了一些响动，有人轻声议论，有人则把目光投向一侧，那里坐着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双手拄在一根拐杖上，正在专心致志地谛听。他就是政协委员沈醉。他想要听听丁玲会说些什么。
丁玲接着说下去：“这本书写得好，写得真实，特别是把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得很具体，很生动，让人看到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平。”丁玲扫视会场，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说：“过去我恨你们这些人，把你们看作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现在看到你们改造得这么好，我很受触动，也改变了我对你们的看法。我也很羡慕你们，在你们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给你们温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应该像太阳一样，给人以温暖……”。
丁玲讲得很动情，沈醉听得也动了情，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着眼睛。屋子里安静下来，委员们看到了这两个老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和交流。但是许多委员并不知道，50年前，这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他们之间，曾经有一场即将发生而终未发生的生死搏斗。
会散了，人们陆续走出会议室，沈醉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丁玲也坐在那里没有动。最后，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沈醉站了起来，拄着拐棍慢慢向丁玲走过去，冲她深深施了一个礼：“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没想到您先看到书了，……过去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对您犯下了罪，……”话语中溢满忏悔之意。丁玲连连摆手，打断他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吗？我希望你多写，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也欢迎你到我家里来作客。”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那年春天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沈醉在全国解放以后，作为一名战犯，与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秦城农场认真接受改造，获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经过，还写了他在“文革”中间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再次新生。湖南人民出版社经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书寄赠丁玲，所以她看到了这本书。
沈醉接受丁玲的邀请，但没去，却写给丁玲“请罪书”。
丁玲邀请发出去了，但是沈醉没有来。是内心里负疚太重，还是担心丁玲并不真正欢迎他？
第二年春天，丁玲的《访美散记》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装帧印刷都很漂亮，她购买了一些，签名送给亲朋好友，其中也有沈醉先生一本。
意外地收到丁玲的赠书，沈醉十分感动——丁玲确实是豁达之人。他想起上次在政协礼堂和丁玲的几句对话，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有些事情他还想告诉丁玲，他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就对不起丁玲。于是，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信：
丁玲大姐： 谢谢您赐赠的大作，连读了三遍，对我明年去美、加等地探亲访友启发很大，谨此致谢。 我应当当面去向您请罪，因怕您太忙和不会宽恕我，所以一直想去而没有去。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 还有一个情况要向您汇报：“四人帮”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我，说您被捕而没有送到雨花台去，是您叛变了。我坚持是由于您相当有名（不是您说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除了有许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您是一个女青年作家，这样就有很多人同情您。反动派比之“四人帮”虽同样凶狠残暴，但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对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随便杀害，是有八个字的原则，即怕：“社会舆论、国际影响”。当我把这一具体情况反拨（驳）谢静宜等“左”字号头头时，她们竟对我狂笑几声：“你们过去横行不法，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瞧！我们连什么主席、元帅……等都不在话下。”我除表示自愧不如外，真是使我啼笑皆非。说说这些，让您笑一笑吧！专此并请 近安！ 沈醉顿首 24／6
军统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所以准确地说，当年沈醉所在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的前身国民党复兴社。但这封信让丁玲了解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在30年代初期的上海，严密地监视、跟踪丁玲，随时随地想要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不止一个特务组织，各组织之间争相以抓捕革命人士邀功争赏。第二个，丁玲被捕以后未被杀害，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相当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国民党反动派迫于“社会舆论，国际影响”而未敢下手。第三，“文革”时期，“四人帮”继续对丁玲进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承认丁玲叛变过，沈醉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反而受到谢静宜等人的奚落嘲笑。
“文革”中沈醉凭良知说真话，使丁玲的所谓变节行为真相大白。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写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间，大量所谓“专案组”找他外调，5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他懂得，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他的进步，也是他认真改造自己的成果。沈醉在30年代为虎作伥，险些害了丁玲，却又在“文革”期间的60年代，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帮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弥补了自己的过。
这封信6月26日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时不在北京，她应厦门大学之邀，正在鼓浪屿疗养。月底她回到北京，但很快就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在7月4日住进协和医院。读了沈醉先生的信，她知道了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情，这对于她正在写作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有所帮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个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8月1日由中央组织部正式颁发，文件澄清了有关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谣言，彻底地还她一个清白。
再后来，丁玲就深深陷在创办《中国》的烦琐复杂的事务纠葛之中。她想要回复沈醉先生的一封信，终于没有写成。
丁玲逝世后，我为了写《丁玲的故事》，曾经在1986年10月11日，随同陈明去拜望了沈醉先生。
沈先生住在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房里，他黑红的脸庞，花白的头发，虽然是70多岁的人，但看上去身体很好，只是茶色镜片后，隐约可以看到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时不很灵活。他笑容可掬，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俨然一副学者风范。我不禁想：难道这就是国民党里有名的军统大特务？
沈先生嗓音洪亮，非常健谈。一见面就再三向陈明说：“我非常感谢丁玲，她在政协会上发言，谈《我这三十年》这本书，使我得到解脱，得到理解，我很感激她。”
我们说明来意，希望沈先生介绍一些30年代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活动情况。老人略微沉思一下，谈起了往事：
30年代，我是国民党军统驻上海法租界的组长，丁玲住在法租界，我们这个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盯视她。那时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联成员，很活跃，也很红，在读者中，特别是一些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国民党很注意她，很恨她。但是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她在左联里边的具体职务，监视她的目的就是掌握这些情况，在适当的时机逮捕她，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宋庆龄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视过。鲁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视过，他用毛笔写字，写完后往竹椅上一躺，抽烟。鲁迅、宋庆龄、丁玲，还有许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单上。后来丁玲是被CC抓去的。CC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当时CC的势力比我们军统势力大。如果他们晚一步，我们就会下手，把丁玲抓走。
我们向沈醉先生介绍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有的文艺界高层人士坚持认为丁玲被捕以后有变节行为。沈先生对此感到很惊讶，难以理解，他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还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的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她怎么还为了这个历史问题吃了那么多苦头？”从这个话题他又引申开，谈到：“在抓到顾顺章之前，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抓一个杀一个，那时抓到向警予，她在共产党内的地位那么高，都让国民党反动派给杀了。抓到顾顺章后，他说，别杀我，我可以帮你们抓到成百成千的共产党，他们的地址姓名我都知道。后来按照他提供的名单，果然抓到不少共产党。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利用叛徒。叛徒的作用比特务大，比如刘国定，就是《红岩》里边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他一叛变，对重庆地下党破坏很大，抓了很多人。本来江姐已经到了万县，又被抓到了。”
如今，两位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老人都已作古，他们的这一段交往，成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流入浩瀚的历史中。 （本文作者为原丁玲秘书） （摘自《世纪》200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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