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那疯狂的岁月中度过的。那时候，我们除了整天手里晃着一本被奉为“圣经”的红宝书外，每天还要不断地朗诵老三篇。在《纪念白求恩》一篇中，伟大领袖为我们描绘一个近乎圣人的形象：“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十年浩劫已远离我们而去，可那个秃顶的外国老人的形象却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从白求恩才知道地球上有一个加拿大。可是他为什么来到中国？他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在我心中永远是个谜。好多次，凝视着那张著名的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为伤员做手术的照片，我想总有一天我要去他的故乡看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坐着朋友的车离开多伦多市飞驰向北，去追寻我少年时代没有完成的梦。加拿大秋天的景色异常迷人，茂密的森林开始褪去绿色，五彩斑斓的林木涂抹在高速公路两旁，偶尔有提前泛红的枫树点缀其中，如团团鲜红的火炬在秋风中燃烧。这个枫叶之国的美景给我的梦镶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
从400号高速路转入11号公路再往北行驶一个小时，我们拐进了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特的小镇。这个异常宁静的小镇有几条窄窄的街道，街上看不见什么人。沿街的欧式房屋古色古香。镇中心最醒目的建筑是一个邮局和几座教堂。我们停车向一位年轻的女邮递员问路，她一听到白求恩的名字立刻热情地把我们引向街角一栋白色的房子，果然我远远地看见墙上画着我熟悉的白求恩的头像，走近后看见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白求恩纪念馆的字样。
当我们敲门时，一位正在旁边扫院子的老太太满面笑容地走过来，给我们开了门。原来她就是这儿的讲解员。买了2.5加元的门票，老太太开始给我们讲解白求恩故居的情况。这座白色的房子和旁边一所米黄色的小楼就是白求恩的出生地。这所房子建于1880年，以前一直作为长老会的牧师住宅。1972年白求恩获得“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197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购买了这所房子，并按白求恩出生时的原貌进行了修缮，建成了白求恩纪念馆，1976年正式对公众开放。1996年这里被列为加拿大历史名胜。从此来访者络绎不绝，格雷文赫斯特这个宁静的林中小镇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先在白房子里的白求恩纪念馆中漫步浏览，楼下摆放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纪念品，厚厚的留言簿记录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的姓名和他们表示敬意的题词。楼上是白求恩事迹陈列馆，照片、文字说明和有关白求恩的各种历史资料都很完整，讲解的老太太还给我们放了一部用中文解说的录像片。出了纪念馆，我们又参观了旁边的那所米黄色的小楼，白求恩就出生在这里。这座小楼完全按当年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修缮，旧式的各种家庭用具：桌椅、沙发、马桶和手提式汲水泵等，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生活场景。
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加拿大家庭，祖父是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的后裔。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长老会牧师。白求恩从小性格倔强，好奇心强。父亲由于职业的关系，经常调动工作。白求恩3岁时就离开了格雷文赫斯特，14岁时他的家已经搬了6次。这还仅仅是他漫游人生的开始。成年后，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学生物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断学业应征加入加拿大皇家医疗队。在法国抬担架时负了伤，回国后他继续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位课程。1917年他再次入伍，加入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在英国服役。复员后他留在英国从事医学研究，并与一位会计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们迁居到美国的底特律行医，两年后白求恩因患肺结核回到他的出生地格雷文赫斯特疗养。病愈后他决心献身于根除肺病的工作。他来到蒙特利尔，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著名的胸外科开拓者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五年之后，他到另一家医院任胸外科主任时，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胸外科大夫。他除了手术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改进和设计了很多手术仪器，一种叫“白求恩肋剪”的手术工具现在还在使用。这一年他43岁。
如果白求恩的生平到此为止，那么他只是一个著名的胸外科大夫。然而他不是一个甘于如此简单的生活的人。早在多伦多上大学时，他就曾中断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为安大略省北部伐木场的移民工人讲课。在蒙特利尔时，正值北美经济大萧条，有1／3的市民靠领救济金生活。经济萧条直接影响到穷人的健康，白求恩为失业者开办了一家免费诊所，并开始致力于建立保障所有人健康的医疗制度。1936年白求恩发起组织了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团体。这是加拿大医务人员发起组织的第一个促进社会化医疗的团体。同年他参加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发内战。他志愿赴西班牙支援那儿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在马德里建立了流动输血站，把市民捐的血送到最需要的前线。他的流动血库被誉为西班牙内战中军事医学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战争的残酷是他无法预料的，无数逃亡的难民，无数等待救治的伤员，无数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这些都给他极大刺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西班牙是我心中的创伤”。他带着疲惫和愤怒回到加拿大，开始作横贯全国的旅行，为西班牙的工作筹款。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白求恩写道“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斗的一部分，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组织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带着五千美元的医疗器材，最后一次告别加拿大，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并且直奔抗日的最前线——延安。到达延安的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请他主持八路军边区医院的工作。然而一个月后，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离开延安前往延安以北二百里，与外部几乎隔绝的晋察冀边区。在那里，战斗非常激烈，医疗和卫生条件极差，几乎没有合格的医生，许多战士由于伤口感染而被截肢。白求恩经过五天跋涉，一放下行李便开始工作。为了改变这儿的医疗条件，他集中精力开办救护、卫生和基本外科手术的培训班。他自己编写了附图解的教材，翻译并复写后发给学员。他的目标是医生培训1年，护士六个月。白求恩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建起了一座“模范医院”，但3个星期后就被日军炸毁。为此他意识到在游击战的环境中，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必须是流动式的。他设计了一个由两头骡子驮着的便携式手术室，跋山涉水三千多里为伤员动手术。他动手术的速度极快。有一次，他在69个小时里作了115例手术，甚至在炮火轰炸下也没有停止。他不但救治八路军伤员，也认真地为日军战俘治疗。他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脱下军装也是农民、商人，是那些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骗到战场上来的。”白求恩把自己的衣服、粮食，甚至自己的鲜血献给八路军伤员。白求恩的名字和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八路军的各个战场，战士们以他为榜样奋勇杀敌。中国人反法西斯的斗争精神也感染了白求恩，他写到“我的确非常疲倦，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因为人们需要我。”在一次手术时，白求恩意外地割破了手指，血液被病毒感染，在临终前还拒绝停止工作。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一年他49岁。毛泽东为此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对工作极其负责的工作作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成为几代中国人做人的典范。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的土地上传诵。白求恩的人格印在中国人的心中。白求恩的遗体于1950年移葬于石家庄烈士陵园，并在这里树立了巨型的白求恩塑像。在陵园的对面是白求恩纪念馆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随着中加两国的关系不断发展，白求恩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了解。2000年8月，一座由加拿大各界捐资建成的白求恩铜像在他故乡格雷文赫斯特落成，加拿大总督伍冰枝亲自为铜像落成揭幕。
走出白求恩故居，院子里有一棵枫树。秋风吹动，枫叶飘落在深绿的草地上，衬着这栋米黄色的小楼，显得格外迷人。在格雷文赫斯特小镇的中心路口，这座刚刚落成的白求恩铜像引人注目。这个我在梦中追寻过的人，将永远站在这里接受无数来自遥远中国的祝福。在我们的车开出小镇的一刹那，我看见在茂密的树林后边是一大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就是小镇依托的穆斯科卡湖。白云和枫林倒影在湖面如同油画一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纯净的湖水洗练了白求恩的灵魂，我望着碧水蓝天白云，白求恩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他的灵魂也在升腾。他不是一个圣人，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不懈追寻目标的执著的人。
疯狂的年代早已逝去，理想主义也在淡出。我们在寻求利益和物质的今天，梦虽然已经消失，可思索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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