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诗歌让她永远活下来了。是的，这一切她都知道，她的诗歌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然而又是诗歌让她遭受了惊人的折磨。而正是因为她在诗歌中看到了一百年后的我们，她才忍受了在世的磨难，才有今天我们对她的缅怀。
玛利娜·茨维塔耶娃出生在一个书香门弟，她6岁就开始写诗，11岁写出组诗《书桌》，18岁出版了她的诗集《黄昏集》。1912年，她放弃了学业，来到诗人沃洛申创办的文学之家学习诗歌，就在那年她遭识了谢尔盖埃夫伦，两人结为伉俪。1913年，她身为教授的父亲去世，从事革命的丈夫被命运抛置到国外，她带着两个小女儿留在了莫斯科，写诗不能养家糊口。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事务局工作，偶尔出席些诗歌朗诵会，在艰难的处境中，她迸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创作了数百首抒情诗。
1922年，茨维塔耶娃意外得到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的消息，便携带不满10岁的女儿去国外与丈夫团聚，从此她与祖国离别了17年。这期间她的儿子出生，为了节省开支，她带领孩子们到郊区乡间，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活由写诗的稿费和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1925年她在给女友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的日子过得十分糟糕，全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根本无法写作。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她公开表示欢迎，并参加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这样她受到了俄国流亡作家们的冷遇，过去争相发表她作品的《消息报》从此不再发表她的作品，这样她的生活更加艰苦了。她知道她不是为这里写作的，而正是为那边语言相通的人，然而她痛苦地意识到她的读者在俄罗斯，但她的诗却到不了那里。“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诗人处在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异国她发疯地想念俄罗斯的黑麦，想念祖国的花楸果树。她感觉那遥远的卡卢另加山冈在向她炫惑，还有那更让她肝肠寸断的是她的母语；她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感情来培育儿子，“像用吸筒一样，我把俄罗斯吸取——把你浇灌”。在《祖国》一诗中她这样写到：“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但是当她在1939年回到她装在心里的黑土地的时候，等待她的是女儿阿利娅被捕，不到半个月她患病的丈夫被捕。那些日子，她对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国产生了害怕，她变得胆小，她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她在不停地对自己说，活到头。她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奔走求告，一面辛苦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她的诗歌无处发表。回国后一年多，竟没有安身之处，她向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的却是一平方米也没有。母子二人寄人篱下。1941年8月8日，她带领儿子离开莫斯科，来到边远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惟一可以为生的技能———翻译外国诗歌，在那里变得毫无用处。于是她又只身赶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此处并在作协即将开设的餐厅谋得一份洗碗的工作，然而她遭到拒绝，她只好孤身一人返回叶拉布加，她的精神全部崩溃了。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以为诗人是“有用的”，但如今诗人已毫无价值了。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儿子毫无保护能力，她把儿子托付给别人，8月31日，趁房东外出，她悬梁自尽。在遗嘱中她这样写到：“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就会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要明
白，我无法再活下去了。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能见到——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释一下，我已陷入绝境。”“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一遍遍读她思念祖国的诗歌；想见她回到祖国后经过的一个个的黑夜；看见她一个人来了作家协会申请住房，一个人在黑夜穿过莫斯科的广场寻找洗碗的职业而未成，然后又孤零零地穿过广场回到她的死亡之地。茨维塔耶娃，一百年之后我如你在诗中写的：“寻找你逝世的府邸”。但是你的坟墓在哪里？茨维塔耶娃，我只能从你的诗中接纳你的魂灵。听见你的声音：“俄罗斯人认为追求生前的荣誉是可鄙或者可笑的”；“在非人的疯人院里，我拒绝——生活；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嗥叫——我拒绝”；茨维塔耶娃，你作为一个人死去了，但作为一个诗人你获得永生；你的生命就像你诗中的花楸果树——“花楸果树，一大清早儿，惨遭根诛。花楸果树——你那命数，真够寒苦。花楸果树——灰蒙蒙一片，漫山遍布。花楸果树！俄罗斯的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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