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为了突出社会趋势可以用分析法加以区别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或情感”（P2）。“后现代”在被用于知识领域时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表述一个非常广泛的、多相的西方知识文化中正在发生的转变的方式（P24）；“后现代”就是关于文化、公共传统、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或“语言游戏”这些“复数”术语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对随理据的不同而不同的永久的和不可还原的多元论的一种感悟和认识。（P262）。
“现代”的中心是启蒙，而启蒙文化是现代西方的核心。启蒙传统是以“对立”的观点作为事物总的出发点的，比如在构建知识方面：科学／修辞，科学／政治，科学／文学以及科学／叙事。但从人文研究实现后现代转向这一意义上，这些层次分明的对立是被非中心化或被置换了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文化反分化和重构的过程。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修辞以及科学／意识形态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或消失了。这表明，人们正在远离这个启蒙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挑战促使社会和政治层次结构永存于世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二元意义。因此，本书坦言：启蒙文化现已陷入危机之中。在跨学科知识中明显表露出对知识的启蒙范式的普遍不满。“启蒙文化正在丧失其为生活在西方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提供合法性、连贯性和目的性的能力。它的确定性和社会目标正在受到挑战，并且正在丧失其宝贵的文化资本。”（P10）虽然在西方，现代性依旧根深蒂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并未消失，但后现代已渐呈蔚然之势：在艺术界和建筑界，后现代表现出对风格的影响，各种不同的美学规范之间的折衷融会、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再也不那么截然分明；在知识领域，后现代的主题更显得引人注目，学科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后现代转向》一书的主张恰恰与社会知识的启蒙范式格格不入。本书强调了知识的社会性和修辞性，倡导一种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学科界线的社会知识观。它“旨在审视关于对人文研究进行反思的各种建议。这个‘后现代’的知识向学科的分界、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研究的隔离，以及知识和权利的分离提出挑战。”（P3）在后现代的旗帜下，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和概念策略，但绝没有一个社会知识的后现代范式。社会理论在尝试中迂回向前发展。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或许也会就现代性的命题，比如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必定能推动人类进步”这样的论断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以此刺激人们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开拓，更以此推动社会的有序发展，如果朝这一目标实现了哪怕一点点，那么，本书译者的劳动便没有付诸东流，本书的读者也将永远会对作者和译者心存感激和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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