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到底首先是经济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抗议全球化的运动中，不同种族与信仰的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的原因而走到了一起？比如在西雅图的抗议人群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美国或西欧国家的白人，也可以看到非洲的黑人、亚洲的黄种人，既可以发现基督教的信徒也可以发现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这在我看来非常深刻地解释了一个事实：在解释全球化的时候，经济的视角依然具有远远超过文化视角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视角）。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首先是利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而不是文化的矛盾（文化的矛盾当然也存在，但不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是阶级／阶层冲突而不是文明冲突。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损失，无数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弱势群体因为经济地位的相同或类似而成为反全球化抗议浪潮中的盟友（尽管他们在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有极为不同的身份认同）。由于亨庭顿的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中国的许多人文学者常常过分夸大文化视角在解释全球化问题时的适用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比于某些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主义，经济的视角依然体现出自己更强的阐释力。
此外，面对全球化时期西方或美国文化的扩张，有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输出主义”的口号。我们已经“拿来”了一个世纪了，现在也该输出了。我理解这片爱国心，认为它对于纠正片面而单方面的文化拿来主义或许是及时而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资本跨国流通、电子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民族文化的输出离开了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与全球化的信息网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经过资本市场与信息网络中介的所谓“民族文化”，其性质与含义已经变得非常暧昧可疑，至少它已经无法用本质主义的方法解释了。我甚至以为，今天中国的所谓“民族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在国际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土特产”。这里隐藏着一个关于“民族性”修辞的深刻悖论：对于本土性或民族性的“宏扬”常常恰好更深地卷入全球商品化的旋涡（张艺谋的电影是一个典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民族特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文化工业的原材料与产品。我们能够说中国各地的民俗村、民俗节是传统民族文化的宏扬么？它的眼睛分明盯着跨国游客的钱袋。可是，你能否定现在最有力的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正是这种民族性与商业性的合谋么？
大量跨国公司的广告戏剧性地说明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均面临被篡改与盗用的命运。在这些广告中我们常常可以戏剧性地发现全球化时代在跨国市场与网络技术的逻辑的支配下出现的“迷乱的文化星空”与“变动不居的文化地图”：比如有一个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而日本So n y公司做的walkman广告语则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篡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这些难道不足以表明：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对于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挪用、拼贴、改形的时代，所谓“民族性”往往具有极大的反讽与暧昧的色彩，所谓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也变得空前的复杂了。张艺谋的电影是对民族文化的宏扬还是自我妖魔化？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族村民俗节标志着本土文化的崛起，还是对于跨国资本的迎合？我觉得，这毋宁说是一种以非商业化或反商业化的文化符号为资源的商业行为，一种充满了“差异”的同一，就像一个摆满琳琅满目的民族特色商品的超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同质化与异质化就是一回事情。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正摆放在西方的超级市场中，我们的伪民俗的制造者在拼命地挖掘“本土文化”的时候，眼睛所瞄着的却是西方游客的美钞。民族化的逻辑被纳入了美国化与商品化的逻辑（两者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它显得既真实又可疑。我们已经分不清真实与想象。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在似乎被打破的同时，资本的逻辑、权力的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却真实地存在，并没有因为“仿真世界”的出现而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