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新概念创意作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的雏形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已经具备了。1933年夏，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国文系拟入学国文试卷，出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不就含有鼓励考生尽情驰骋神思的初衷在内？更绝的是，这年陈先生还别出心裁地出了个“孙行者”的上联。他心许的答案乃“胡适之”，孰料有考生对曰“祖冲之”，后来居上，让先生欣喜不已。这真是“弟子不必不如师”了。收入三联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向我们展现了这位国学大师的良苦用心：“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你瞧陈先生多高屋建瓴，他把效度和信度、可操作性和前瞻性、认知准备和期待视野之间的辩证关系都给一股脑儿拈出来啦，不堪称考试改革的先驱？
比如他就怪怪地认为，“对对子”能以简驭繁，综合考量出一个考生音韵、文字、读书语藏和思想条理诸方面的基本功———遗憾的是当下打钩、划圈、四选一的“标准化试题”大行其道，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命题理念让人觉得烟涛微茫了。借一句钱钟书先生的话头，“何妨复有谈焉”？
这就说到钱先生。当年，北京市郊有位意欲投考钱先生门下的教师曾托人前去打探“该看哪些参考书”，钱先生摆一摆手：“不用准备，准备了也没用！”言下之意是大可轻装上阵了？不尽然。据王水照教授回忆，60年代钱先生招研究生，出的题目中有选录几首白居易的诗，让考生指出其中有否败笔并说明理由的，有选录几首唐宋无名氏诗人的诗，让考生辨析其模仿了哪几位大家的风格的，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题目，凭几本临时抱佛脚的参考书行么？钱先生状似轻灵的伯乐笔下在意的，不仍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他老人家是把不屑于“简易工夫”（空论）、不耻于“支离事业”（细读）的治学家数径直作为敲门砖抛向了考生，只待有缘人“入吾毂中”了！
相对陈、钱两位而言，王元化先生出手便显得“规范”多了。我在胡晓明编的《王元化画传》一书里意外地发现了几份王先生给博士生出的考卷，这是几份可以窥见先生各个治学领域的考卷呢：我国早期翻译梵典的理论；古代文论中关于风格的理论概论；六义说考辨；龚自珍对当时文风的批判；评黑格尔《美学》……印象最深的一题，是先生从《魏书·李业兴传》里摘出李氏与萧衍论南北学风异同的一句话，要求先标点，再阐析——以前看到先生反对“学术出台思想淡化”的提法而力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时，总有点疑惑，及至读了这样的考题才豁然开朗：器道合一，传道授业之魂也。先生不唯自己是当今中国不多见的既葆有思想锐力、又不乏深厚学术根柢的学者，他对学生，原也持同样殷殷的期待啊。
言犹未尽，我还想到了近年来颇见声势的学术史写作。对“学者—学生”间学术递嬗和思想承传诸关系的考察，是不是更可以围绕考题这个首要的中介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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