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台湾尔雅出版社中文繁体字版的《K》是1999年5月出版的，虹影在自序里即不讳言：此书讲述的是30年代在武汉，现代著名才女作家凌叔华（书中用的化名“林”）与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英国诗人、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书中用的是真名）发生婚外情的故事。如果单把书中大量淫秽、赤裸的性描写挑出来，称其恶俗、低级并不为过，（最长一段赤裸裸的床上描写达3000字，够酣畅淋漓的！确实能招惹不法书商的眼。）《上海宝贝》恐望尘莫及，与《废都》或有高下一拼。书中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先生（用的化名“程”）描写为性无能，还把“林”描写成一个不长阴毛的“白虎星”荡妇。此书在台湾出版后，因为书中主人公“程”和“林”用的是化名，不明就里的读者顶多把它当成纯粹写文人恋情的“黄色小说”来读。
虹影自始至终觉得自己很冤，可她开始时并不像后来那样坚持强调，她写的是“纯粹的小说”，而是惟恐读者认不出书中原型的影子。她总在说，是原型的后人在“对号入座”，并且提出疑问“作家创作到底可以发挥多少想象？”，还义正辞严地呼吁“到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她自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和在《K》书的台湾版自序以及去年第12期《作家》杂志登载《K》时的“作者本人的几句话”里，都一再强调：“这是一本根据事实、实情写成的小说”，“每件事都是事实，但都经过了我想象的重新摄制”。她还刻意说明：“如果有读者或批评者，认出了此人彼人的影子，要翻文献来与核对，我可以说在前面：我为写此书作了半年的研究，所有有关文献我全都找来看了，郑重其事。但我的小说不依文献，而是实事加我的实情。如果有人因为先祖孽缘未尽，想跟我辩一番，我的辩护词先写在此”。完全一副打起官司来成竹在胸的模样。
2000年12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采访虹影以后，以“革命＋恋爱”为醒目副标题的报道《虹影再造三十年代传奇》里，明确无误地指出了K的所指：《K》是虹影的得意之作，它“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本世纪30年代，英国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子（应是外甥——笔者注）朱力安·贝尔不愿平安过一生老死床上，带着氢化钾到中国支援革命。他在武汉邂逅了中国当时的名媛、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即小说中的林），两人发生恋情。朱力安还曾经追踪正在长征的红四军，最终他牺牲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小说涉及大量中外历史上的名人：除了朱力安、凌叔华、陈源，还有叶君健、徐志摩、闻一多、庄士敦……虹影在查考资料，恢复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演绎了一段革命＋恋爱的传奇故事。小说的题目《K》是朱力安对凌叔华的称谓，K在英文字母表中排第11位，凌叔华是他第11个情人。‘K’的故事在国外有据可查，在我国却鲜为人知。”这可是赫然醒目的白纸黑字。
《四川青年报》从2001年3月起，为了煽情，在加了“凌叔华、陈西滢、朱利安之间的三角恋”的标题的情形下，开始连载《K》。后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草草收场。
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无论从虹影台湾版的《K》，还是内地《作家》杂志转载的《K》，以及她从所谓的官司“脱身”之后急匆匆出版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正版”《K》，再加上几个盗版本来看，书里面所收一些别人对此书的论述，几乎都是惟恐读者认不出书中的原型是谁，而在进行针对性的诱导。以虹影丈夫赵毅衡为例，他在2000年11月2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朱利安与凌淑（应为“叔”）华》的专文，指名道姓地说明书中所写就是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私情。但同时他又为妻子辩护说：“他们关系的曲曲折折，不用小说，的确难以细说。……因为用小说的想象弥补空缺，并且提供了虚构的安全距离和给人‘窥看’的十足理由”。
我不知道还要列举多少才能证明仅仅是精神受侵害人在“对号入座”，而非虹影“指名道姓，请人入座”。我始终认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本身就是想像力的艺术。没有虚构和想象的小说，只能是一具血肉被风干了的木乃伊。但就像人的行为规范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作家在创作以生活中的原型为背景的小说时，也要注意到是否侵害了原型及其家属的名誉权，并对其进行了精神损害。现在就目前国内来说，去年3月10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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