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英国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煞有介事地宣布：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死亡”。寿终正寝的是严格的功能主义精神，取而代之的则是表示全新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然而，空中毕竟难以建造楼阁，詹克斯的“后现代”方案不过是一种“执衷主义”的思路：现代形式与历史惯用手法的杂交。
最早提出“后现代”概念的是英国画家查普曼，他在1870年以此指称比法国印象派绘画更前卫的作品。恰好在100年之后即1970年，博德里拉、利奥塔和哈桑等理论家重新启用该概念，宣称在当代高科技媒体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至80年代，他们发出了与现代性决裂的号角，而他们所提供的“后现代”定义和理论总是互相冲突的。破碎不堪可算是“后现代”理论的明确特征。其唯一的共性是极端的“终结”思想：“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等是“后现代”理论家的口头禅。归根结底，“后现代”理论与查普曼的用意无甚区别，无非是想用以描述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或寻求一种新的规范去包容新的理论、文化和政治话语与实践。
1985年，文学批评家哈桑首次将70年代流行于文化理论家中的“后现代”观念归还艺术界。他用此观念概括杜尚、凯奇之辈艺术家的实验。他给“现代”和“后现代”所下的区别性定义是：现代性追求“深度与确定性”，而后现代性注重“表面和非确定性”。詹姆森同年所提出的一个看法好象是为哈桑的定义作了注脚：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是一条脱离个人独特风格的“深度”美学而进入风格多样混成的“平面”美学之路。在此之前，有些艺术批评家也曾这样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前者注重“起源“与“本质”，而后者则力图排除“作者的在场”。诸如此类的定义，都是随意的，无以揭示两者的特性。
凯奇的表演艺术旨在冲破现代艺术的“封闭”观念即“艺术作品是完美的完成物象”，强调“艺术的过程性”，亦即向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开放。这种后现代意识似乎证实了上述批评家的定义。如果说现代艺术为了永恒的完美性而逃脱历史时间的限制，那么后现代艺术则将自身交付于历史的诡计，拥抱时间。就此而论，前者是“在场”的美学，后者是“缺席”的美学。但是，也可找出反证来否定这种区分。英国画家培根说过：“我在画任何东西时，都感觉到自我，一旦我不能从身体上感觉到这一点，便知手中画笔的运作是无效的。”“作者的在场”是显而易见的。
定义的混乱反映了现象的混乱。后现代艺术是一种没有统一目标的散乱现象，从中只能理出两种对立的极端倾向：一是完全抛弃对象，运用语词、身体语言和戏剧化表演技巧表现观念；二是转向巨大无比的实体化物象，大地艺术和环境艺术即属此类。
对观念艺术家来说，艺术的价值不存在于所创造的物质实体之中，它犹如数学公式，是自证自明的。真正的艺术与对现实的再现和关乎形式特质的美学毫不相干。但观念艺术否认视觉内容与形式，反而招引了“照相写实主义”的盛行；后者超越了波普艺术的逼真性，复兴了被观念艺术的纯粹形式主义所禁止之物，重新关注政治、社会、环境和个人传记性内容。后现代艺术破除了艺术与一般人工产品的界限，不仅将日常生活的材料视为题材，有时干脆将之变成艺术作品。艺术与非艺术的世界呈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安德烈的雕刻，史密森的装置和环境艺术都企图模糊这两个世界的明确界线。高雅和低俗文化在此化为一体，其融合的目的不是要调和其对立的因素，而是强化它们之间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戏感。这更见于当代建筑之中，熟悉的物象、日常的形式与古典形式往往混合“引用”，实施着詹克斯的后现代计划。
杂糅是后现代艺术的标识。现代艺术也使用混合媒介，立体主义的拼贴艺术即是一例，但其混合理念是要融合异质媒介以求统一效果，后现代艺术的理念却截然相反，混合而不求统一，让相异的媒介始终处于显著的非同一性状态。
后现代性声称是与现代性对立的观念。概而言之，现代艺术重视作品的统一性和自主性，而后现代艺术则强调杂糅性及其上下文的复杂关系。现代性理论奠基于康德关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自主范围的区分。康德提出了纯粹审美的观念，认为判断艺术作品的唯一合适标准就是其自身的价值，一切外在和工具化的考虑都必须加以排除。现代性的两大支柱是统一性和自主性，体现了对“理性”的尊崇。依据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观念，对“人和世界的发现”是现代的标志，这种发现表明，人运用理性，不但可以发现和控制自然，而且可以求取自由。也就是说，现实是受规律支配的，而规律可以为人类的理性所掌握。掌握规律的途径就是建立统一性。现代建筑理论和文学批评典型地体现了追求这种理想的努力。理查兹、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家坚信，艺术作品的成败及价值的高低仰仗其调和、统一复杂的非连贯性事物的程度，仰仗从不协调中创造统一性的能力。后现代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实是无序的，终究是不可知的，因而反对理性，提倡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放弃了现代理论所设定的理性的统一主体，转向被社会、文化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破裂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它肯定短暂性、偶然性。艺术作品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现代性所追求的“非历史的完整性”，而是将之暴露于历史的偶然性。人类的经验被再现为转瞬即逝的、未完成的过程，而非向一个最终的智慧高点或永恒的事物的本质显现挺进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事物都不具备自主性，艺术作品也不例外。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和弗里德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任务不在于再现世界，而是探究其自身媒介的状况，在每一种艺术效果中必须清除一切可能借助于其他任何媒介的东西，使之纯化，而正是这种“纯粹性”是艺术品质的标准和独立性的保障。弗里德严厉批评绘画和雕刻模仿其他艺术效果的做法，这种做法转移了人们对艺术内在特质的注意力，他将之称为“戏剧性效果”。绘画不应模拟叙事和戏剧效果，那种试图建立艺术作品与展示环境的关系，将短暂的过程建构进艺术作品之中的企图，都会损害艺术的自主性。他断言：“艺术的成功乃至幸存，愈来愈取决于打败戏剧的能力了。”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格林伯格和弗里德的“统一性”和“纯粹性”是天方夜谭。实际有效的是它们的对立面：异质性、混合性和不纯粹性。
在后现代批评家眼中，现代理论对艺术审美自主性的肯定，产生了政治上的激进后果，在将艺术从社会责任和传统形式解放出来的时候，它确实激发出某种革命性的新表现和新意识，以抵制现代生活的体制化和规律化倾向。但自相矛盾的是，现代主义批评家在与社会责任保持距离时也将社会与这些革命性成果隔离了开来。他们所倡导的新理性无法产生广泛的社会作用。
当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此嘲讽其敌人的悖论时，转身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悖论，其困境也许比对手更深刻。
宣布现代建筑“死亡”的詹克斯的“后现代”方案揭示了其矛盾：它欲与“现代性”彻底分手，以标举一个全新的艺术时代，但却不得不时时从“现代艺术”中借助资源；它宣称以日常生活和物象的无间联系为本务，但却使自身与公众的理解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艺术回到了原始的状态，抛弃了一切判断的标准。这不仅使观众迷惑不解，而且使身处其中的后现代艺术家也困惑不堪。培根在临终前抱怨说：“一切艺术现都成了十足的游戏，通过这种游戏，人贬低了自已。人们也许说，情况历来如此，但目前，艺术完全是一种游戏。令人迷惑的是，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变得更难了，因为他要想成为好画家，就必须不断地玩出新花招。”
培根似乎至死不愿放弃艺术的严肃性。他何必多虑呢？难道他从未听说“人人都是艺术家”、“物物都是艺术作品”的后现代论调吗？其实，后现代艺术的最大悖论是：如果它的理论得以实现，“艺术”就无需存在了，艺术家也就没有什么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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