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臧棣,与20年前的北大有关,未名湖的碧波中鱼一样游弋着的青年诗人;再次知道臧棣,他已从提倡新纯诗,投入到从想象性的诗歌写作转轨到经验化的诗歌写作的诗歌潮流中,他的诗集《燕园记事》到《新鲜的荆棘》体现了这些变化;再而后知道臧棣,则是作为诗歌评论家的一个臧棣,像《汉语中的里尔克》、《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都是相当出色的评论文章,如程光炜教授所言:“臧棣的评论专注于诗歌写作,善于情感的智性分析,又不乏想象力,已越来越富有重要性和建设性意义。”
见到臧棣本人,是在一个持续很久沙尘暴后突然干净起来的春日下午。或许,青春记忆和诗人经历都是纯然属于自己的,不可言说的,于是我只针对他的最后二种身份进行了采访。臧棣自言最感兴趣的学术视域有三处,一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史,二是新诗的本体论,三是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新诗的发展有某种固定演变规律的线性史观,相反,他觉得新诗在时间与空间上呈星云状结构,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另外,目前许多人指责新诗80年的历史走错了,是对西方诗学的盲从,跟古典诗学断裂。但臧棣不同意这种本源主义的指责,他说他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新诗正名,挖掘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将被历史与话语遮蔽的东西重新敞开。除了研究以外,他对诗歌教育和大学体制的融合也很感兴趣,在教学上努力把对新诗的认知还原为一种对写作实践的探讨。
采访中,话题经常从诗学理论跳越到诸如诗歌现象的品评,诗歌和社会的关联,诗歌和人文实践的互动关系,诗歌和现代性的关联,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问题,甚至谈起了海子,荷尔德林,以及臧棣最推崇的大师级诗人卞之琳。臧棣的回答温和而坚定,言谈极富智性色彩。如同读他的评论一样,令我收获颇丰。
采访当日正逢北大未名湖诗歌节,免费放映艺术电影《死亡诗社》。在臧棣的大力推荐下,我在北大温柔又激情洋溢的夜里,默默看完这部同样温柔又激情洋溢的电影,突然地忆起臧棣,10多年前作五四文学社社长时的臧棣,忆起我想象他还有“他们”的第一重身份,忆起他多次以《未名湖》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他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变成那喀索斯:让知识的面孔异常优美/它的水仙花散发出的香气能够/渗进梦想的躯体,在那里酿造一次蜜月/漫长的约会,像是一种信物/它从我们源源不断的怀旧中/得到新的水源。所以它有眼泪的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