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杨义先生曾到河北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为《中国叙事学》。主持人说“杨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腕儿”。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杨先生纵横捭阖，从《左传》讲到《史记》、《资治通鉴》，从《三国演义》讲到《水浒传》，深入浅出、意趣横生，颇赢得了听众的笑声与掌声。而我却有些惆怅——中国叙事学中无关现代文学。也许是时间有限，杨先生没能全部展开大著《中国叙事学》中的精彩论述。但杨先生向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向却是事实。《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杨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迭出。私下请教时，杨先生说现在治学的兴奋点在古典文学，可能不再专门研究现代文学了。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这种转向非唯杨义一人：汪晖走向了思想史研究，赵园沉入了明清知识分子研究……至于向上跨到当代，向下移到近代，学界更是不乏其人。杨义在《心灵对话与历史理性》一文中谈到现代文学研究时说发现了“本学科在科学上存在的某种危机”。我不知道众多研究者的转向是不是也是一种危机。作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伟大转折的“现代文学”，不仅“该写出几本书证明这个学科是一种科学的存在”，而且值得我们后人永久研究下去，一如其它学术领域。
而有人说“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流学者，在整个学界只能位居二流”。恕我浅薄，找不出这种偏见的论据。中国老百姓讲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科学研究上，学者水平可有高下之分，而迄今还未见有人把学术研究对象分成等级之说。而且，当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时候，我想他们是不会考虑自己会被分在几流的。以文学参与历史，深切关注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而非个人利害，这正是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我想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应首先继承它、具备这样崇高的品质。
而且，现代文学虽只短短30年，但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没有做好，并不是都做完了，没得做了。一个学科所需的资料整理这个基础工作，我们做得都远远不够。关于沈从文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我甚至觉得这资料的整理，以至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学科是项刻不容缓的工作。现代文学作为一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有许多资料在散失、在混乱着，无人清理。因资料问题致使研究产生偏差的并非沈从文一人，比如师陀。卞之琳等众多前辈都给予其很高的文学史地位，呼吁过出版《师陀文集》，而反应了了。对师陀少有的研究也大多是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作品的修订版。杨义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论述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时，所依据的就不是作品的初版本。
当然，杨义先生煌煌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堪称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力作，也几成为开始治本学科的青年学子的必读书。但世无完美之作，如能有修订版问世，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幸。我喜爱杨义先生的著述，也由衷钦佩钱理群先生的一生“三不离开”中有一条是“不离开现代文学研究”。
杨义先生曾于一篇文章中辨及专家之学与通才之学，并论及专家通才化。我的理解是，学术研究要有通才化的专家，而如果只会“通”，通出去忘了回来，也就没有了通才化的“专家”与“专家”的通才化。如果通才们返回本专业，以通才之学做专家之学，我想会做出更大成绩，为我们民族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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