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2000年夏天，李景端先生主动给我来信，说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大系》，3大卷300万字，书中所收的译作全无译者的署名，经他多方查对，在66篇译文中查出了有15位教授的26篇译作被盗用，其中也有我在80年代发表的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他说，他正在联络这些被侵权的译者，准备联合起诉物价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起诉。
近些年文坛上抄袭、剽窃、盗版等侵权现象确实是屡禁不止，我的一些作品就已经好多次被人盗用、盗印。以往我总是抱着宽容和重在教育的态度，希望那些侵权的人，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我也就不去追究了。不料我的这种宽容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社会上侵权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发展到像这次物价出版社那样，盗用了别人的作品，竟连人家的名都不署，真是太过分了。为了表示我对文坛侵权现象的谴责，也为了支持作家、翻译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我答复李景端同意一起参加起诉，并正式聘请他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由此我同他的联系多了，在他和各位原告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官司我们胜诉了，从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李景端为人的正直、热心和办事负责的作风。回想起来也有趣，真正使我增进了对李景端的接触和了解的，竟是这场意外官司带来的缘分。
李景端办杂志、办出版社的成就不用我再去多说，我只是在想，那些出侵权书的人，同李景端一样，都是出版人。前者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存心置国家的法律和作者的权益于不顾；而后者，这场官司本来同他毫无关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替被侵权的文人讨回公道，却不怕麻烦，挺身去做这种自己本可以不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差别，是人的素质的差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出版人，都能从政治、学术、法律、管理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出色地完成肩负的使命。李景端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甚至还想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社会上确实需要多出几位像李景端先生这样的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李景端先生在编辑工作之余，也喜欢写些散文、随笔，他常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海外见闻和生活感想，文字精练，联想丰富，读来生趣。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的不少老编辑朋友，写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结果让读者和编辑自己都会获益不浅。现在李景端先生也能这样做，对此我自然十分高兴。趁着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之际，特草此为序，也算对编辑们多写文章的一种鼓励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