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三江师范学堂。著名学者缪荃孙、陈三立等曾任校长（时称“总稽查”）。1906年更名为两江师范优级学堂，李瑞清主持学校6年（时称“监督”）。他为学子留下的做人规范是“道德为原本，知识极诚明”。同时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作为校训，并初步形成了“俭朴、勤奋、诚笃”的校风。
1914年，两江师范优级学堂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江谦、郭秉文先后出任校长。江谦（易园）继承李瑞清的办学思想，明确校训为：“诚”。随之南高的校歌在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手中诞生。其中歌词的前三句为：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圣于孔。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易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出任校长（至1925年）。其办学的方针是训育、智育、体育并举，并力图把握四个平衡：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
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师资与设备的平衡。
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同时将他自己“终是本于和平”的“平生为人为事”的原则融进学校生活。他说：“平乃能和，和乃能进。”
下面是三位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南高”学子对母校精神及学风的回味和总结：
陈训慈在《南高小史》中写道：
略以言当时共通之佳风。曰诚、曰爱、曰勤、曰俭。殆皆为今时所不难逮。一、以言乎诚，则上下相接，往往出之真诚；虚矫不发诸当局，浮动稀见乎学者。教授于授课之外，颇多“身教”之功；至诚感孚，其效以渐。同学之中，虽少殷勤周洽之作态，常存坦白诚挚之真情。二、以言乎爱；则真诚互感，互爱斯生。师生之间，时多课外之联络，或访谒请益，或同乐谈话，相处既迩，相接常频。而同学之间，概以级别（自九年行学分制后虽同异稍多，但分级无改，以至于结束始已）。同级之间，弥见款洽。饮食起居，休戚与共，即异科各级之间，亦赖自治会与各研究会之媒介，颇多往还互助之乐。三、次则为勤，勤于治学，固为当时极普遍之学风。四、次则为俭，尤为大多数生活之共态。
张其昀在《南高的学风》一文中认为“南高”之精神是：德育、智育、美育、群育四个方面的完满结合。同时他认为校风的形成，其必要的条件一为历史的关系，二为理想的确立。他引用刘伯明的话说：“吾校同学率皆勤朴，无浮华轻薄气习。而其最显著之优点，在专心致力于学。其艰苦卓绝，日进不已，至可钦佩，实纨绔子之学生所不能及者也。”
胡焕庸则言简意赅，认为“孜孜为学之精神”是“南高”精神的实质。
而南京大学的另一源头为金陵大学，其校长陈裕光为学校所立的校训为“诚、真、勤、仁”。在这其中，首要的是“诚”。这说明她和“南高”精神上的相通。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的宗旨是“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围绕《学衡》杂志，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文人群体“学衡派”。作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实际的副校长）、哲学教授刘伯明是实际的支持者，他是当年“高标硕望，领袖群伦”的人物。在刊物的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学者之精神》一文，明确提出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他说“作为一体的学者的精神”，其内涵可分为五点：
学者应具自信之精神。
学者应注重自得其也。
学者应具知识的贞操。
学者应具求真之精神。
学者必持审慎之态度。
同时，刘伯明也强调，“真正的学者，一面潜心渺虑，致力于专门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会的意义。其心不囿于一曲而能感觉人生之价值及意义。或具有社会之精神及意识。如是而后始为真正之学者也”（《再论学者之精神》，《学衡》第二期）。
面对学潮烽起和学风日坏，，刘伯明及时在《学衡》第十六期上发表了《论学风》一文。他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民国以来学校中最难调和的两种精神的作用，即自由与训练（或称责任）的关系问题。有学生和学校管理双方的责任。首先是对作为教师的要求。他主张：“欲消弥学潮，教职业员方面亦应深自反省，而憬然觉悟。政治社会方面责任之须共同担负。以此责诸学子，致令牺牲学业，而己则坐观胜败，谓之不仁。瞻循顾忌，裹足不前，谓之不勇。不仁不勇，岂能为学子楷模乎？”
从中国的学术传统来看，他说“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虽经贫穷，守志弥坚。汉申屠蟠所谓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也。”结合当前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然亦应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以定其价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尊荣，则应摈之学者思想之外。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此从事教育者应持之态度，而亦应提倡之学风也。”
刘伯明在具体论述了如何办学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后，进一步指出：“学校精神存乎教师学生间。个人之接触，无论修学息游，为人师者应随时加以指导，于以改造其思想而陶冶其品性。不仅以授与智能为尽教者之职责，准是以观，则设备、建筑，仅必须之附属物也。即推广事业，亦仅此精神之表现也。诚以根柢深固，枝叶自茂。不此之务，而以旁骛横驰为得意。吾恐范围愈扩大，其距爆烈之时期亦愈近也。反是而致意于个人之感化，精力之涵养，于中而彪于外。君子之道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此之谓也。”
因此，张其昀在纪念刘伯明的文章中特别强调，要超越所谓“南高”保守和“北大”革新的简单比较，在不同之处求“真正之学者”共同的“自由之心”：
自南高师成立以来，北大南高隐然为中国高等教育之二大重镇。时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语，其说盖起于胡适之，刘先生尝闻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谓真正之学者，当有自由之心。“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证据，考核事实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之条件也。”
1935年9月，原南高毕业生，在《国风》出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特刊，许多学者写了纪念文章。在纪念会后，《国风》八卷一期又出一集专刊，详细将纪念的过程和校友的演讲词刊发出来。
著名希腊文专家郭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一文中认为“南高”的精神是：保持学者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
吴俊升在《纪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则强调“南高”的事功。他说：“南高”十年1915（从招生算起）到1925（与东南大学有交叉，将“南高”的学生毕业时间计入），“南高不仅完成了训练师资的使命，它还尽了孕育文化和造就学术界与事业界各种人才的责任。在这一方面，它可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相比。”
从“南高”精神谈到“南高”学风。王焕镳指出“南高”学风是许多人共同努力所造就的，“先是江易园先生为校长，提倡阳明之学，所聘师儒，多以讲求义理实学为事，故其严义利之辨，则以事干谒为无耻。明诚伪之分，则以营虚声为可羞。使举校之人焉寞焉埋首钻研于学问而不以外事乱其中。（《谭南高学风》）
作为植物学家的胡先，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他说南高－东大的物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为中国之最。“此皆南雍事实求是质朴真诚之精神所表现也”。“南雍精神不仅在提倡科学也。文史诸科，明师群彦，亦一时称盛。”由南高－东大昔日之盛，他把人文关注投向了现实。他说：“幸今日秉国钧者，知欲挽救国难，首在正人心，求实是，而认浮嚣激烈适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于是一方提创本位文化，一方努力于建设事业。南雍师生二十年来力抗狂潮勤求朴学之精神，亦渐为国人所重视。吾知百世之下，论列史事者，于南雍讲学，必有定评。”（《朴学之精神》，《国风》第八卷一期）
1928年5月，东南大学经两次易名后，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932－1941年，原北京大学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这时候，他的大学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1932年的就职演讲是《中央大学的使命》。这位五四运动的青年先锋，激进的反传统者和“打孔家店”的同路人，在国民党革命成功，并成为执政党之后，从教育的立国之本上，为中国寻求“民族文化”的根的支持。这也是三十年代民族本位文化派所持的基本观点，以及得到现政权认同的关键所在。1932年－1936年间，中央大学教授中的“学衡派”同人因《学衡》杂志而在清华大学吴宓手中实际上的失势（脱期和无稿源、无经费，苦撑到1933年7月），而在南京创办《国风》杂志。《国风》的出现，实际上是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代”。
罗家伦上任伊始，首先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他说：
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认为个人的去留的期间虽有长短，但是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的负担。
本来，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罗家伦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的寄托，当然是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大学若不负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我们若要负得起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必定要先养成新的学风。于是罗家伦提出了“诚朴雄伟”四字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
可以说，“诚”是此时中央大学的灵魂，并贯穿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
八年抗战，中央大学迁址至四川重庆，弦歌不绝，继续担当着为民族培养人才，为祖国倡扬文化的重任。
让南高－东大－中大校友自豪的是，1948年中国产生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中，有33位是出身南高－东大－中大。
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国立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并调整出一些新的学院。独立的南京大学卓然而立于虎踞龙蟠的江南钟山。
1956年，任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著名哲学史家孙叔平提出了南京大学必须形成自己的学风，他以“严谨的”和“自由的”理念作为校风的基础。同时，南大人，以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作为自己的内在精神支柱。
1978年5月，“真理标准”讨论的春风在中国大地荡起。5月11日《光明日报》所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出自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之手。重“实践”和求“真理”这本身就显示了南大精神和学风中的诚、朴、智、勇，也是“南高”精神和学风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90年代，是南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再度辉煌时期。南大人把“严谨、求实、勤奋、创新”作为自己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如今，始值南京大学百年华诞，南大人回味历史，继承传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风和学风，并誓志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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