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子不是单纯的“写作者”或“科学文化人”，而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又自幼熟读《老子》、《论语》，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他写的《科学人文和而不同》岂止是打破坚冰，简直为我们描绘了科学人文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和而创新的美丽新世界，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杨院士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标本，可以供我们研究科学与人文如何的不同，以及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与一般人文学者的云山雾罩不同，杨院士按照科学的惯例，开宗明义给出了科学与人文的界说：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
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所以，人文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因而人文不同于科学，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这个界说乍一看符合一般人的常识，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包含了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一方面承认“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一方面又说科学“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一切知识体系、认识体系都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而不可能“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除非有上帝存在，可以在人类被他创造之前设计宇宙的运行规律。即使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在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内。科学同样“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错误是认为科学求真而人文求善。由于科学理论是人的“发明”，所以本没有“真”、“伪”可言。科学与人文都是求善，只是对善的理解不同，或者说，二者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不同。
杨氏界说的正确的一面就在于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的根本性的区别：科学“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通俗的说，逻辑的，就是要讲道理，实证的，就是要摆事实，要有证据，如果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许胡说”。科学理论是一元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公认的价值体系，可以判断理论的好坏。由于这一价值体系与人类的生物价值体系相一致，所以科学的价值观可以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科学家共同接受，毕竟这些人在生物学上是同一物种。人文就不一样了，非逻辑就是可以不讲道理，非实证就是可以不顾事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允许胡说”。人文的价值体系重视“超越性”，鄙视人的生物本性，认为可以自由设计“高尚的”道德伦理，或是把某种宗教信仰看成“终极关怀”。无论是自由的设计还是宗教信仰，都不可能有公认的标准，所以人文的价值体系就必然是多元的，换句话说，既然允许胡说，当然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是“多元”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之说就有问题了，利益优先的功利主义态度显然过于世俗，不那么超越，完全符合生物学原理，也符合科学的价值观。应该说，越符合人民利益就越科学，就越善，利益是一元的。而人文呢？那是追求“终极关怀”，上层次的东西的。
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任何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共生互动”的努力，都会面对这一分歧的挑战。杨院士文章中所举的例子，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按照杨院士“互动共生”理论，只有处于“真”与“应该”的“交集”的，才可以做。如果真的实践杨院士的这条规则，那么既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人文。至少按照哥白尼时代人文的“应该”，对于太阳绕着地球转表示怀疑是“绝对不能进行”的。在这个“交集”中，“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诗句也无法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超过万米的山，更不用说万仞。
杨院士的第一个例子是“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肯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这种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聪明、更健康？这绝对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绝对不能进行，绝对比起克隆人还更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显然，科学需要人文导向，求真需要求善导向。”这很显然是一个人文的胡说。首先，“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未必“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正如给羊转入人的基因，使其产出含有人类蛋白质的奶，羊还是羊，并没有“出现一种新的生物”。此外，如果杨院士认为人与黑猩猩杂交或克隆人是“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的说法不是胡说，就应该拿出证据，证明这些研究不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如果杨院士认为“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之说不是胡说，就请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在人文导向下才没有迷失方向。相反的例子倒是很多的，美国的科学家中信教者的比例比普通人小得多。
杨院士的另一个例子是：“第一，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李白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一诗句，此时日光射在香炉峰瀑布上，呈现出紫色，而非五彩缤纷，很可能就是由于水珠直径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长相同，导致产生紫光的‘全漫射’，而且漫射强度同光波波长的4次方成反比，紫光在可见光中光波又最短，因此，‘生紫烟’不足为怪了。”不知道如果杨院士看了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如何解释？是不是要说当时中国已经发明飞机了？至少在我见过的瀑布中，没有“生紫烟”的，为何惟独香炉峰的瀑布偏偏会有直径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长相同的水珠？如此解释难以置信，我们在颐和园看到“紫气东来”的牌匾，是否会真以为有紫气会从东面飘来？
下一个例子是：“第二，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提炼与抽取客观实际的本质。漫画家懂得数学，懂得现代数学‘拓扑学’，漫画家笔下的那寥寥几笔，不管如何夸大，确把对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因为那几笔不是一般的几笔，而是所刻画的对象这个几何图形在‘拓扑学’中的图形‘特征不变量’。”这也是胡说，漫画家所用的特征与拓扑学无关，按照拓扑学的不变量，不仅所有的人都一样，人和面包圈也是等价的，但是如果漫画家把人画成面包圈，谁也不会觉得“惟妙惟肖”。
杨院士的文章从反面告诉我们：科学人文，水火不容，如果硬要二者牵手，则会既毁了科学，又毁了人文。如果一位人文学者说科学需要人文来导向，我们只觉得他有些无知和狂妄。如果杨院士在科学领域里觉得受拘束，愿意在允许胡说的人文领域放松放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宣传由人文来决定科学的方向，就难免蓄意欺骗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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