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观念中，对现有体制机制的改革是出版社发展的必然之举，然而一些人对改革的认识走入了误区。人文社社长聂震宁指出，他不赞同把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出版社，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当做改革最终所要取得的结果，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出版社的目的应该是出好书，争双效。
对出版社而言，一方面要从事出版工作，一方面要获取效益，这就构成了出版业的两个基本方面。人文社的改革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方面来开展。聂震宁说，“一要吃饭，二要发展”。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目标，出版社仍然要踏踏实实地做手边的事情。所以，人文社紧抓效益，不放过任何经营机会，把书做出来、推出去，扩大市场份额。聂社长将人文社的生产经营方针总结为“版权为王，品牌为强，营销为纲”。他强调“要以软件为王”。因为科学组织起来的优秀人才队伍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才是一个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但是，落后的经营体制仍然会滞约出版社的发展。体制机制不顺与出版社要实现好的效益会造成矛盾关系。这是凌驾于其它矛盾之上的主要矛盾。所以，人文社在经济上有了起色之后，就开始进行制度建设和机构、人事调整等基础性的改革。这样，他们一方面牢牢抓住经营，甚至将其作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则在循序渐进地调整体制机制，主次分清。因而整个出版社一直保持持续向上的态势。据了解，进行改革前的1998年，人文社的发货码洋只有6280万元，回款3600多万元；2001年发货码洋上升到1亿8700万元，回款为8796万元；今年的发货码洋则是2个亿元的指标，回款要达到1亿元，从目前来看，完成这一任务问题不大。在社会效益方面，1998－1999年和2000－2001年连续两届“五个一工程”评奖，人文社都有两种书获得“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是唯一一家连续两届两本书获奖的出版社。同时，人文社出版的一批批高质量图书和组织的一系列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在读者群和作者群中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文学界也认为，人文社近几年呈现出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更宽阔的文学态度，真正响应了该社1999年提出来的两句口号——“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筑成我们的文学家园”。
聂震宁指出，人文社这几年来能够获得较高速的发展，根本原因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稳扎稳打，同时坚持与时俱进。
除了种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外，人文社也制定了自己的远景规划：凭借着中国出版集团的大背景，发展成为一个以文化出版为核心，兼具多种服务功能的集团式的出版总社。聂社长说，由于十几年来人文社一直拥有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四刊一报等几大板块，因而决定人文社将以这几大板块为依托，做大做强。今年，人文社策划的首届21世纪外国年度最佳小说评选即将出炉，获奖作品年底出书。人文社欲借势使该社的外国文学出版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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