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地区经营是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和一个重要的指标提出来的。中央在批准成立的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组建过程中都明确提出，要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作为集团组建的一个战略目标，目的是要打破地区贸易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推进不均衡发展战略，实现出版产业与产品的多元化经营格局。据初步了解，目前有山东、江西、云南、辽宁、广西、海南、福建等多个省份的数家出版社都正在酝酿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设立办事处，更有一批出版社已经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着。
目前，此类分支机构最普遍的模式就是以工作室或办事处形式出现，主持工作的人或由出版社委派，或直接聘用当地人才，职能则逐渐由单一组稿向编、印、发一体经营发展。工作室有较大的组稿、编辑和用人自主权。在管理上则作为分公司运作，等时机成熟时再尝试向独资公司或国有合资公司方向转换。业内人士认为，这样一种态势，与其说是面对入世挑战的策略抉择，不如说是中国出版业竞争步入成熟阶段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地方出版社在京、沪等大城市设立办事处，有其必然性。
延边教育出版社去年10月在北京设立了分公司，该社副社长崔炳贤认为，地方出版社到京、沪等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是出版社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大都市与边远地区在出版产业的发展条件上有极大的差距，在这样起点不同的情况下，一旦日后打破地域封锁的经济模式，地方出版社将更难发展。再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其所在地桂林市只是一个地级市，人口只有40多万，还不如北京一个社区的人口数，整个桂林也只有广西师大一所比较像样的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和资源根本都无从谈起。所以，对于边远地区的出版社来说，提早在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对出版社的发展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出版业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在西方出版业发达的国家里，其庞大的出版机构基本集中在该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像日本，98％的出版社都在东京，这也说明出版社向发达地区集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未来中国的出版版图，自然也将向北京、上海、广州等文化、经济的前沿城市转移。这同时在客观上为出版业的重新规划和合理布局提供了良机。有业内资深人士曾撰文指出：“跨地区经营将成为下一步中国出版业战略重组的重要一环，否则打破产业均衡发展格局就无从谈起。表面上，似乎只是组织机构的问题，但深层次上，涉及到出版资源共享、市场机制、资本运作、人才培养以及管理体制等众多方面的问题。”
出版社在京沪等发达城市设立办事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人才和出版资源比较集中，对于地处边远地区、信息闭塞的出版社而言，在大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必备条件就是信息和人才。边远地区的出版社由于长期偏于一隅，信息闭塞，人才缺乏，市场狭小，与大都市的出版社不仅不在同一条起跑线，其竞争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接力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后，不仅在组稿、选题策划、信息收集上发挥了作用，而且在出版物的营销推广上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大城市集中了不少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在其地宣传推广，会对全国形成较大的辐射力度。白冰说，在京设立办事处后，不仅解决了出版社原来信息不灵的问题，而且物流不畅、回款慢等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甚至在抑制盗版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正式挂牌仅一个月的时间，销售码洋就达到了400多万元，与“人民时空”共同操作的驻北京的办事处也于6月底正式成立，该社社长胡延武表示，北京办事处实现其400万元码洋的年终销售目标也不成问题。另一个更深的想法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意图借助北京的信息和人才资源，能够在网络出版上抢占先机。
其次，可以收编和培养人才。
明天出版社社长刘海栖指出，办事处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才，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操作，很多设想都会落空。由于办事处的人员多数是从当地人才市场上招聘而得，操盘手更是物色多时请到的，相比于出版社本部的人员来说，这些人具有较强的市场敏感度、出版操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市场资源等优势，为地方出版社在当地图书市场上立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的出版社更将办事处作为一个人才培训的途径。一些地方出版社认为，随着出版产业化运作发展趋势的加强，出版社原来的编辑队伍、信息渠道、稿件水平、发货速度等等，都已不能适应竞争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要把编辑环节推到北京等大城市，希望从信息的获取到市场的调研到作者物色到编印发等各个环节，能真正与整个全国市场联系在一起。像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就是一个锻炼队伍的平台。据了解，该社的所有编辑都要到北京流动，即使一时没有项目，每个人也要在京呆上一两个月，无论是去接触作者，还是逛书店了解市场信息，总之是要到北京接受市场熏陶，以达到锻炼队伍，提高整体水平的目的。
再次，异地办事处的运作机制可以成为出版社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新尝试，从外围“拉动”和催化本社的更大的变革，以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
但是，在京设立工作室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位业界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在大城市设置这种办事处，所牵涉的问题很多，不仅将加大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而且对出版社自身来说，也会增加管理成本，在扩大市场与资源占有份额的同时也加大了市场进入的风险。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1991年前后，一些地方出版社就已经开始尝试着进驻大城市，但多数都是由于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无功而返。
因此并不是说进京进沪就能占领市场制高点。出版社的领导者需要考虑异地设点的投入和产出比。《出版参考》常务副社长伍旭升曾撰文指出，扩充经营地域，扩大市场占有的内在要求与冲动是无时不在的，因此，设立分支机构的尝试无可厚非。但微观操作上设不设立、需不需要，要充分调研，不能头脑发热。要看到，要求设立分支机构，是在现在的均衡发展的格局下发生、存在的，希望以此打破地区封闭，放大有限的出版资源。一旦现在的格局发生改变，设立分支机构就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了。是否设立分支机构，关键要看我们的机制能否具备获得有效的出版资源信息以及及时加工、运用、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此外，对本土的市场都未深入地开发，就匆匆去开拓异地市场，也容易出现投资大、成本高，结果却两头落空的局面。
而且，这种出版社的异地办事处也涉及到一些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体制。不少受访者都特别强调了要注意确保出版社对分支机构的有效掌控，以避免出现出版权、终审权失控现象以及资产流失等情况。另外，明确这种出版社的异地机构在全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也甚为重要——它到底是一个肩负着盘活整体任务的“支点”，还是仅仅是出版社的一个“特区”？据观察，有的出版社设立的分部，就像是一个“独立大队”，人力资源的配备，项目的运作以及效益的结算等都是独立于出版社本部进行的，似乎除了牌子是出版社的外，其他与之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对原来出版社的品牌资源、图书资源等没有进行很好的利用，有人指出，如此一来，这种异地机构的发展意义与前景就免不了会打不少折扣。特别是由两家单位联手组建的公司实体，虽然从理论上讲，这种形式可以实现资源开发、优势互补、资本运作、管理创新的高级形态，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度颇大，容易陷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情况，而且据称这种情况已经出现。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弊端，还需要业界继续去探索。
此外，在待遇、发展机遇等方面，如何平衡本部与分支机构人员的问题也很现实地摆在面前，不能搞活了分支机构，却挫伤了出版社大本营的积极性，反而为出版社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问题之二就是这种出版社的异地机构有了发展以后，还将面临着国有资产如何有效地保值增值，本金返还之后增值部分能否分配等问题，其实都需要有关人士的仔细思考。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解决，无疑将为国内有条件的出版单位今后到境外去设点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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