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当他们在畅意西陲之际，或国土完归之刻，是少年才俊自会豪情万丈，慷慨系之，此时此刻而能念及之人也必有厚谊存焉。然使我承情感念的，我其实与他们只是因为《狮城舌战》一书偶尔相识而能相交如故，实在是平生欣慰不已之事。
那时候，他们还都是复旦的学生，代表中国内地高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并夺得了冠军（一辩姜丰、二辩季翔、三辩严嘉、四辩蒋昌建，张谦是当时的替补队员）。而我则刚刚出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主管图书宣传与市场营销。
在此之前，我过的一直是读书、教书的生活，所爱所好都是那一份浓郁的书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受组织的任命，加入了出版人的行列。可以说，我十分幸运，接受工作不久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经过努力成功地做出了一本许多读者至今记忆犹存的优秀读物，同时也结识了这样一批年轻的朋友。
由当时复旦出版社社长张德明成功地策划责编，出版社仅仅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推出了《狮城舌战》一书。这本记录复旦选手参赛全过程以及精彩辩词解析的书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个月内就重印三次。以后在两三年内一直位列国内青年读物畅销书的榜首。正版销售超过50万册，盗版更是不计其数。随着《狮城舌战》的畅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读书辩论的热潮，校园刮起辩论旋风，这些辩手也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一位中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到复旦大学党委，欣喜地说，女儿以前崇拜港台歌星，沉醉在港台流行歌曲中。自从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狮城舌战》后，复旦大学的几位说辩能手成了她崇拜的“明星”。
经过各大媒体的系列宣传，《狮城舌战》在全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各地纷纷发出邀请，希望这些辩手能够前往各地签名售书并为年轻的大学生做报告。于是，我和出版社的同事便与这几个年轻人一起走遍了大江南北。
我们首先在上海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1993年12月11日下午，我们与上海市学联、《青年报》和复旦大学团委等单位联合，在我的母校向明中学礼堂举行了“复旦大学辩论队报告会暨《狮城舌战》首发式”，听众来自上海市30余所重点中学。12月12日下午，社会各阶层的热心读者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店堂里面排起了长队，等候辩论队的四位辩手为他们签名。不到一个半小时，原定的1000册书就卖完了。
随后，我们又陪着几位青年才俊到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合肥、南昌、长沙等地巡回演讲和签名。所到之处，都有令人难忘的动人场面。
在南昌，为了一睹姜丰和蒋昌建的风采，一个仅能容纳2000人的新华书店竟然聚集了8000人，挤碎了8块玻璃，最后不得不出动1个排的武警维持秩序。
1994年春节前夕，《狮城舌战》一书在武汉发现盗版。闻讯后，我请严嘉和昌建跟我一起到了武汉。得知我们到汉的消息后，武汉地区的高校由武汉工业大学出面发出邀请，请两位辩手作了一场报告。在武汉工业大学仅有2000个座位的礼堂里，竟挤着来自武汉大学等5所高校的近4000名听讲者。报告中途意外停电达30分钟，而会场秩序一丝不乱。两位辩手就着烛光继续演讲，完成了一场烛光里的报告会。
后来，几位辩手去了西藏，去了香港，去了国外；毕业后更是各奔东西：姜丰到了中央电视台，一直干到现在，虽然走南闯北忙个不停，书还是出了一本又一本；季翔和严嘉如我当初所预言的，都做了很有成就的律师；昌建留在复旦任教，我们经常能在某些会议上相遇……生活似乎总要趋于平淡，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激动人心或令我们意气风发的许多事却难免时时掠过脑际，特别是当某种偶然事件又把当事人聚拢在一起。
2001年的秋天，我因公到北京出差。姜丰、季翔、严嘉这三个平常也难得碰到一起的朋友，一听到这个消息，特意聚到了一起。当我们在一家别有情调的咖啡馆坐下后，季翔不由带点遗憾的说，今天如果昌建也在就太好了。提到昌建，严嘉说起了1999年他和季翔、张谦在耶鲁读书时，昌建去那里做访问学者。几个人相聚时，不约而同的说起了大家最想念的两位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我。我与这几个年轻人结缘于出版，却与他们保留了一份真挚的友情，这使我感慨良多。
出版人或许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为社会做着默默的贡献，但社会的进步又越来越需要出版人走向媒介注目的大舞台。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从事出版业，还使我们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使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社会角角落落的声音。
与年轻人的交往，让我感染，让我振奋，让我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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