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七十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除了威勒克一人，其余人已经没有新作。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现代形式文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样的局面，恰是我研究新批评的动机。我可以通读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我的意图正是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没有追赶新潮的紧迫感：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
如此想法，现在不免被视为老派。君不见个个学子都赶趋新潮，生怕落伍？我每次回国，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国外有什么新潮流？”我最恨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老气横秋看不起新潮，而是国内翻译报道各种花样翻新，本来已经过分关注时新货色。倒是我该问问国内年轻人：“你们看中了什么新潮流？”1979年，卞之琳先生发现我对现代理论，比对莎士比亚感兴趣，他当然知道结构主义是新潮流，但是他建议我攻读新批评。恰恰是因为已非新潮，才能研究清楚。
在新批评上化了几年力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常听卞之琳师谈文坛旧时，使我恍然大悟，二十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学关系，是个尚待勘探的富矿区。尤其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接触，可谓源远流长。此派几个重要人物，与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巫宁坤，王佐良等许多前辈，或师或友。瑞恰慈，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
当时有几本新批评的书，在北京无法找到，竟然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曹褒华三十年代初的译本，我非常吃惊：如果当日的风气得以坚持，还轮到我半个世纪后来研究？记得1980年，见到钱钟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细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威姆塞特？”我说是的。“《豹的日子》？”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是威姆塞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中国进书不易，虽隔了四年，绝对算新作。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即时”，至今似乎很少有钱学家注意。
从新批评开始，用了二十年时间理清从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途径，同样，我也化了二十年时间，一点点“发现”中国与西方文化人的“对岸经验”。这两条我一生从事的课题，都是卞之琳先生慧眼指点。先生前年仙去，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当时觉得来日方长，如今才明白时不我待，深夜扪心，汗不敢出。
我同意重出这本文集，是因为与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还有经常提到的“细读法”。而且，这些概念还经常被用错，说明不妨补一补课。
二十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横跨欧美，同时出现：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西方整个哲学思潮的“语言转折”带动的。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做例外。此后出现了“文化转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蔚为浪潮，许多社会与人文学派甚至学科，转而以文化为中心研究课题。
可以说，新批评是被其他学派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却是自我涨破形式主义。从批评理论的“大历史”来看，没有太多的区别：以形式研究为跳板，文化意义的分析才能弹性地起跳。从语言转折到文化转折，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序列。
二十世纪之前，文学批评一直是读后感式的书评，或是“知人论世”的传记，从未如此学科化，学派化，理论化。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供求需要”，那就是大学教育的普及化：二十世纪中期，大学生在欧美各国，都接近同龄人的一半。由于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梯队，各大学的文学系更成为特大系。
新批评的反对者说，现代批评是一种“教书方式”。听来是酷评，实际上击中要害。学生的论文如果是感想式的文字，不仅难以指导，难以考查，甚至难以公平打分。有学派有理论，教师，学生，就都有了共同的游戏规则。甚至编辑也按此规则选书，系主任也按规则招聘教授。这样一来，好的是费厄泼赖，不好的是都在同一框架中运动。尤其是象新批评在美国一度过分得势，全国文学系一律，必然在成功中暴卒。历史如此，今日的各种新理论，也时髦不了多久。原因简单：文学是人类发明的最不守绳墨，最急于跳出框架的活动。
我自己是当老师的，我处于两难之境。我希望学生的论文中轨中矩，有框架则省我心思。同时我有看到，学生一个个都是大才，前途无可限量，选的题目又很有意义，花三四年时间写一本公式化的博士论文，未免可惜。
若干年来，我一直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把历史过程和逻辑序列，转化成学习步骤。树好理论框架，然后讲究洞察识见，进而推崇文笔才气。
就教学或写论文的“规范”而言，最新理论固然好，新批评却不一定过时无用。想一步“蛙跳”进后现代的学生，会明白省力必吃亏，还得回过来细读各个重要学派。何不先步步顺阶而上，在跳板上试试脚力。最后，让大家看看你跳出个什么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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