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读了一些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书，认为他所说的批判一一沟通——重建的发展之路也很有道理。他认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定位就是“自我设限”，也就是有所规范，无边无际就无法构成体系。但体系一经完备就会封闭，封闭就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才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扩大自我，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就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也就是对原有体系的重建和新体系的诞生。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这种他称为“互为主观”的神奇效果呢？
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无疑都已是十分成熟的体系。我想，如果都是在原来的体系内兜圈子，就很难有突破和创新。即是企图用一种体系“融入”另一种体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曾认真研读过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这部著作，从西方文论的体系出发，以西方的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为框架，对中国文论作了全面的对比分析，的确提供了许多过去未曾触及而颇值得玩味的论点；然而，正如我在9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的文章中所担忧的：“如果只用外来话语构成的模式来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摈弃在外，结果是所谓世界文化对话也仍然只是一个调子的独白，而不能达到沟通和交往的目的。”国内许多试图以西方观念阐释中国文论的著作也都很难超越这样的局限，结果只能是一种体系对另一种体系的切割和强加，互动就更是谈不上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真正通过中西文论互动，使中西文论都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呢？
看来最根本的出发点必须改变，不应再从已成的体系出发，而应回归源头，从体系之所形成的那些原发的文学现象再出发。但具体如何做？如何才能在中西文论的互动中将这千头万绪的原始材料提纲挈领地加以再叙述和再评析？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顺理成章的突破口？我思之再三，却终于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好办法。就是在这样的困惑中，我突然发现了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Professor Stephen Owen）刚刚出版的《中国文论读本》，也就是现在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和评论》，这是他为美国大学文科研究生全面讲授中国文论所用的“读本”。
看来宇文先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向美国学生讲解中国文论也是颇费斟酌的。他不大赞成刘若愚的办法，即把中国文学理论按西方的框架分为几大块再选择若干原始文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他既不满足于像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所著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那样，从一个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也不满足于像余宝琳（Pauline Yu）的《阅读中国传统意象》那样，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广泛联系各种文论来进行深入讨论；他创造了第四种方法，在“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特殊文本的需要而牺牲连贯性”的两难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他的讲述采用统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说（不是概说）和对所涉及问题的评述。这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这样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经过了多年寻觅，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我立即将宇文的《读本》规定为我们研究生班“比较诗学”课程的基本教材，要求学生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研读。教学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熟读宇文教授所选的文论选段的英文译文，从词汇——术语——表达方式——意义生成等四个方面找出译文与我们自己过去的理解和以往中国学者的理解有哪些不同；第二步，要求学生将宇文教授关于每一段文论所作的讨论译成汉语，仔细研读，在研讨会上提出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看法，加以比照；第三步，在讨论班上（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中文系某些专业的研究生）展开广泛的讨论。我主持的两届比较诗学教学（每届一年）都用了同样的方法，参加者一致认为获益甚大，我自己也感到有很大提高。我想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从西方文论这一外在的语境找到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可以像从庐山之外观察庐山那样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久已熟知的中国传统文论。宇文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学位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以汉学研究而获此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学者之一。他有极其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对文学有十分敏感的鉴赏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文学又有很高的造诣。他对中国文论的观察和阐释显然是以西方文论为背景而形成了天然的互动。例如《读本》开宗明义第一章首段讨论的是《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查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就我所知，众多文论选本、文论史、文学批评史都很少引证或分析过孔子的这段话。为什么宇文一开始就对这段话如此重视，并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呢？我想这正是因为如他所说，在西方理论中，无论模仿（mimesis）或再现（representation）都是由原物和被模仿物，或原物与被再现物的二元结构所组成，而孔子提出的却是一个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所以——所由——所安”，西方的二元结构正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来考察中国的特殊认识方式；没有前者的比照就不会对后者产生特殊的敏感和关注。
第二，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多次往返的双向阐释中，会产生一种互动，让我们发现或者说“生发”出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的特色。例如从上段引文中，宇文教授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文论出发点的不同：他指出柏拉图关注的是短暂、变化和偶然的具体现象如何将永恒、不变、自在的理念（Form）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世界的外表是欺骗性的，已经存在的绝对真理隐藏在欺骗性的外表之下。希腊文“诗”一词（Pioêma））源于“制作”（piein），意谓诗就是要把“已在的”、隐藏在内的“理念”按照已有的模式“制作”出来，使之得到认识。孔子所强调的却不是任何“内在”、“已在”的不变之物，而是从“人”出发，先去观察一个人是怎么回事，看看他是怎么来的，也就是“知人论事”（“视其所以”），再看他何以会如此（“观其所由”），最后还要考察他安顿于何处，从而找出他的目的、动机和所求（“察其所安”）。如果说西方文论是要引导人去认识一个“已在”的概念（理念），那么，孔子的学说却是要引导人去认识一个活动变化着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都在不断变化，认识的结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成”的东西（Things become），而是随机形成、变动不居的“将成”之物（Things becoming）。宇文教授认为“中国文学思想正是围绕着这个‘知’的问题发展起来的”。“它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建基于‘诗学’（就诗的制作来讨论诗的概念）”。宇文教授指出：“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而西方文学解释学则产生于它的诗学。”这两句话照我的理解，就是说，中国诗学是从外在的样态（所以）和历史的因由（所由）去洞察某种内心之所求（所安）；而传统西方理论则是从任何现象中都必然存在的本质（理性内核）出发，去逐步探察现象是如何形成（制作）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大而言之，西方哲学体系强调的是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上的绝对精神，确定不变的理性；而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的是：“有物混成”，认为世界万物都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因种种机缘，而凝聚成一种现实，这就是所谓“不存在而有”。宇文教授认为在中西不同的文论传统中，“都是最初的关注点决定了后来的变化”。两种传统都是要发现隐藏在表面之后的东西，但由于上述出发点的不同，两种文学思想也就分道扬镳了。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不同语境中的双向阐释使过去长期习以为常的特点得到重新认识，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种在区别中的互见、互识，互相照亮，以及可能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显然会为未来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
第三，宇文教授的教材最使我心悦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往往在本人对材料的精细解读中融进了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的观点，将他自己对中国诗歌的精读经验自然带入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之中。他还特别留意那些传统文论和传统文学史研究所无法包纳、无法处理，但对文学发展实际上具有巨大潜在推动力的东西的表达。他引证刘勰的话说，论说文的完美可以“弥缝莫见其隙”，而我们恰恰应看到文本自身从来是一个“缝合片段，修补空隙”的过程。只有看到这些缝合和修补的痕迹，才能了解作者创作时的真正活泼的思想而达到孟子所谓的“知言”。这样的例子在《读本》中几乎俯拾即是，特别在《文赋》、《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和有关王夫之的讨论中更为突出。
总之，《读本》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我们接连两年在两届研究生班中，对宇文教授的教材逐字逐句进行了研读，学生和我都得益甚多。当年就有一位研究生以读宇文教授的《读本》所得并和宇文教授讨论为题，写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并和宇文教授取得了直接联系，她现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继续以此为题攻读博士学位。当年班上的高材生王宇根先生考入哈佛大学，成了宇文教授的及门弟子；另一位高材生王柏华女士就是本书的主译者。她曾申请到一笔基金，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半，直接受到宇文教授的指导，完成了这项难得的译作。王柏华对此译作费尽心血，一丝不苟，多次反复修改；应该说本书的译者在当今翻译界实属拔尖的高手。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发表演讲，特别强调创新，反对“盲目的材料崇拜”。反对“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他认为必须从无尽无休的材料重复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他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内学术研究界的症结。宇文教授的这本书虽然以解读为题，却同时又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极富创意的理论之作。我坚信它将从新的起点出发，推动整个文论研究向创新的方向发展。现在，终于有可能将这本20世纪90年代难得的精心杰作呈献于广大中国读者之前。我确信无论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世界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国文论研究者，年轻的、年长的、传统的、现代的都一定能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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