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94年4月15日，我与人民日报副刊的一位老编辑一同到天津。在参加一个会议之前，她带我去看望孙犁同志。其时，孙犁同志已迁新居。他原先住在多伦道，太吵闹。1990年，孙犁同志搬到鞍山西道学湖里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那儿远离闹市，很僻静。楼前一簇簇海棠花正暗暗地开着。
孙犁同志住三楼。门口未装防盗门。我们进门时，孙犁同志正在阳台拾掇花盆。他瘦削甚至显得孱弱，举止安详，衣着素净——灰白色布衣，蓝布裤下一双圆口布鞋，目光慈和，一看就是位平和和易于亲近的老人。
在书房落座后，我们与孙犁同志随意地聊起来。我不时环视这间书房：它面积不大且低矮，但简朴整洁的陈设却使它显得宽舒敞亮。依墙而立的是两列不高的书橱，有点特别的是，主人将这些书橱的玻璃门都衬了白纸，这样，就没有了“书橱之内，五颜六色如租书之肆”的杂乱感觉了。临窗的书桌是老式的三屉桌，那把藤椅看上去也很有些年头了。墙边立着一幅中国画，画面下方是一棵水墨泼洒勒染的大白菜，上款“朴实无华、淡而有味”。孙犁同志说，这是他去年病中一位不相识的画家惠赠的。我想，这也一定是一位了解作家，熟悉他作品的人。我由此想到这位从冀中安平县农村走出来的老作家的几件生活小事：他在饮食上还顽固保留着农民的习性，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他对从头年冬贮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色白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置书桌上……有人会觉得这种简单的日子索然无味，但往往是，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反而会让人活得更奇异，更意味深长。你看孙犁同志晚年的散文随笔，在他凝练平淡的语言后面，不就蕴涵着深广的人生智慧并让人回味不尽吗？书橱上还有一个饰物——小葫芦。这农家屋檐篱下的寻常之物又为书屋平添一缕乡野气息。再早几年，孙犁同志说他每年要买一只蝈蝈挂于窗纱上，“以其鸣叫，能引发乡思。”在小葫芦旁边还斜立着一块木匾，上面雕刻着一个篆字。孙犁同志说那个字念“耕”。这天，我画了一幅书屋的速写。随后，孙犁同志在画旁写下“耕堂”二字。“耕”，犁田也。正好暗含一个犁字。孙犁同志大概是以此自喻像农夫一样，以笔代犁，终日在此扶犁执耨，默默耕作。孙犁同志晚年出版的不少作品都以“耕堂”冠之。如《耕堂读书杂记》、《耕堂散文》、《耕堂劫后十种》、《耕堂文论》等等。
后来，我曾依“耕堂”之意，刻制了一帧取自汉画像砖上牛耕图纹样的藏书票。寄去几日，孙犁同志便复函曰：“藏书票的创作犹为欣赏，望再印若干张，以便贴在我珍贵的藏书之上……”
孙犁同志崇尚安静的生活，晚年犹甚。1988年6月间，他在给我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就流露了这种心情：“这一程子，我一直准备搬家。最近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在云游中，度过了前半生。那些年，每当早晨起步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晚上睡在谁家的炕上。现在老了，想的是安静二字，这在当前，又谈何容易！”终于，他有了“独单”可以让他进入“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挂钟声朗，伏案修书，任其遐想”的情境。孙犁同志告诉我们，他现在每天早上到楼下散步一二十分钟，然后听广播新闻，翻阅报纸，再有就是鼓捣鼓捣书，看看信……感觉他那时虽因年迈且身多疾患而深居“耕堂”，但其心境悠然安然。那天，我顺便请孙犁同志为报纸的一个专栏题写刊头字。记得当时他边走向书桌边笑曰：“我要一个人静静地写，一有人看我就写不好”。那个时期，孙犁同志仍写了不少随笔、散文和书话。他从不喜欢凑热闹，但针对社会上，特别是文界的一些风气，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发了一些议论。也许是屡碰钉子，他感到了一人一言很难奏效。后来，他选择了缄默。他说自己一生中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一点”，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他以为正是赖此得以存活至今；另一次就是离文坛远一点。“现在人们多爱凑热闹，真正能够坐下来做学问的人很少了……我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
他一生做人为文，走的就是澹泊、寂寞之道。这在他并非曾经沧海之后的超然——尽管他经过烽火岁月，劫乱年代——我觉得这是他骨子里就带着的。从他身上我感觉到，寂寞也是一种境界。也只有安于寂寞，才能不为争名于朝、逐利于世、取媚于名所累，才能保持住一个文人人格的尊严。
再后来，我也不断能听到有关孙犁同志的近况，但都是不太好的消息。副刊那位老编辑于1996年又看望了孙犁同志。回来讲他身体特别不好，说自己“快要崩溃了”。1997年春节后，孙犁同志的儿子将他从自己独居的住所接到河西区友谊道家中养病。听说他开始还能在室内轻轻活动，后就长期卧床静养，再以后下床吃饭、如厕都要人来搀扶了。曾听北影的潘文展伯伯讲，他1998年去天津，看望了孙犁同志。“他还是那身布衣，握手还有力，但已说不出来话了。”
人，终为灰土。书，方以传世。孙犁同志走了。他驾鹤西去的天国，我想，那里一定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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