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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代地质学是西方地质学在中国的一种特殊延续。人们可以指出中国地质学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找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但是却无法否认西方地质学，尤其是英国地质学对中国的影响。因此，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地质学史的人，都十分关注西方地质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但是，由于在国内研究西方地质学史面临着资料收集上的困难，多少年来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人很少。已有的少量研究内容，也多集中于地质学学科内史的分析上；对于西方地质学的学科建制、学术思想的形成背景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关系，则较少涉及。
众所周知，地质学是一门“需要合作”的学问，因此地质科学的建制化和地质学派的形成在地质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王蒲生博士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德拉贝奇学派的研究。这是一个国内外学者此前较少关注和研究的课题，由此可见他的勇气与毅力。10多年来，王蒲生博士笔耕不辍，连续发表了多篇德拉贝奇学派和英国地质学职业化的研究论文。我本人也是一个地学史的研究者，他的相关论文，我篇篇必读，每次读他的文章，都会有新的收获。
作为对这项工作的一个总结，王蒲生博士在他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终于写成《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创建与德拉贝奇学派》一书。就我的认识，这是目前国内对西方地质学建制化和地质学派研究最为深刻、翔实的一部专著。它不但为中国地质学者了解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也为学科史的研究、为内史与外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欧洲地质学史，尤其是英国地质学史，一直是西方学者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那些手拿地质锤、肩背岩石袋“以锤为剑”的英国绅士，那些地质学“英雄时代”的群英谱，还有在爱丁堡郊外“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冲突，在法国科学院持续3周的“灾变论”与“渐变论”学者之间的论战……都是西方科学史家热衷的话题。王蒲生博士则从英国地质学的职业化过程，尤其是有如昙花一现的德拉贝奇学派的研究中，重新审视了英国地质学的近代化历程，这种研究对世界地质学史的研究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在国内研究西方科学史，最困难的是资料的收集。四五年前，我曾研究过中国地质学会史。由于这个学会是“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学术团体，我不得不查阅关于英国伦敦地质学会的研究文献。当时国际地质学史学会秘书长、英国地质学史研究专家David R. Oldroyd教授热情地寄给我一份文献目录，但其中多数文献在国内都无法找到！王蒲生博士不但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而且还具有广泛的学术交往能力，他通过多种渠道查阅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从书中收集的大量图片和资料中，不难看出他在英国地质学史研究上所下的功夫。
王蒲生博士还具有深刻的学术思想和哲学功底，这使他的研究成果具有许多学科史研究者所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同时他又擅长把深奥的理论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这本《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创建与德拉贝奇学派》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其另一大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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