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诗人叫刘以林。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诗集《风的诞生》，并附有他作为序言的长文《“新自由体诗”宣言》。这位1993年才开始写诗的“新秀”纵横捭阖中外诗坛，例举品评名家名作，率意而言，句句中的。他断言：汉语新诗早已打破僵局，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诗歌标准的不同正在变为“同”，即“新自由体”或“旧自由体”，非此即彼的界限正在分明起来；一切都变得不允许回避，也没有回避的余地了。他把新诗分为“旧自由体”和“新自由体”，两者在表现“像”与“不像”方面存在着根本而具体的差异，“新自由体”取代无力远行的“旧自由体”是社会的必然。而一度风行于诗坛的“新潮诗”、“朦胧诗”、“先锋诗”等诗歌群体不过是一些无确切标准的松散的乌合之众，他们将在新的旗帜下分崩离析然后重新组合。“旧自由体”会被现代生活无情淘汰，“新自由体”才是汉语新诗前进的唯一通道，是产生人类新一轮大诗的必然趋向。
刘以林在这本书中提到了许多的中外诗人，并对有些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坦诚的、一针见血的点评。诗人朋友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诧，因为这种点评完全是从新、旧自由体诗的角度对作品本身进行学术性的条分缕析。由此我想到了近几年在诗坛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因缺少学术内涵而变得更像是义气、邦派之争，以至于诗界以外的评论家们大多都认为新诗已到了气数将尽的地步。虽然我对评论家们的这种看法极不赞成，但也懒得辛苦撰文去反驳。幸有好风吹来，刘以林“新自由体诗”宣言——《风的诞生》横空出世，一扫中国诗坛这几年来的灰暗阴霾。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蓄势，中国新诗在20世纪末以“绝处逢生的姿态高高举起双掌，轻轻地、一点一点地、由浅入深地、大面积地触及了汉语语词中正在苏醒的部分”。僵局已经和正在被打破，实质性的发展阶段悄然来临。每一位中国诗人都应该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观念和作品，在新一轮真诗的大潮到来之际披肝沥胆、蹈浪前行。
记得《“新自由体诗”宣言》这篇长文在我主编的《牡丹》文学杂志初次发表时，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能看到《牡丹》的诗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作者刘以林的状况，更有大学生索要《牡丹》杂志，把文章转载到了学生自筹资金办的诗歌刊物上。这种民间的认同有着丰盈的生命力，其潜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某些机构的认可。好风吹诗坛，刘以林明确指出了汉语新诗前进的唯一通道，你在这好风的吹拂下不可能对这一通道视而不见；新、旧自由体诗的分野如此鲜明，你在洞悉了这一点后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作品的位置。我想《风的诞生》的价值正在于此。但我要指出的是，《风的诞生》的价值绝不仅仅止于此。拿刘以林自己的话说，历史上“第一轮诗潮过后，即便是绝顶高手如李白、苏轼之流，身处当世也只能随便写点东西，高贵存心的只有魏晋之前的大诗森林；而我们身居当世却几乎忘记了这个，大诗森林唯有唐诗、宋词而已”。这段话隐含的批判之意直指当代普遍存在的“唐宋情结”，其振聋发聩之力足以引起诗人们的高度警惕。所谓的“唐宋情结”指弥漫于当今诗歌界的一种气馁理论，即认为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之后的中国诗歌无法超越只能雌伏其下。传统论者常拿唐诗宋词的辉煌来攻击当代新诗的成就，而即便是最先锋的诗人在不再先锋之后也转过来躲在唐诗宋词的巨大阴影下对当代新诗加以鞭挞，更有人放弃新诗的写作而去写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的古典诗词来。其实唐诗宋词对于一个当代诗人来说早已是“高贵存心”，是当代新诗发展的基础和背景，没有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何以进行新诗的写作？《风的诞生》里有诗《独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后的说明文字分行写下来是一首颇具古风的诗作，唐宋诗人灵感的简单重复而已。诗歌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旧自由体”向“新自由体”行进，偏偏有人要从“旧自由体”再回到古典诗词上去。光汉唐诗风是一件好事，扬复古大?无疑就是一种倒退了。
诚如刘以林在《风的诞生》序言中所说，汉语新诗已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历史的指尖不可阻挡地一点，新诗的禅机就千钧一发”。有此好风吹拂，新的世纪仍将是诗的时代。在文学艺术的辉煌宫殿里，诗人头上戴着的王冠灿烂夺目，但他从未把那些已经属于他的瑰宝放在心上。他被一种想法困扰着，以至于无法在王座上安坐片刻。他在想：肯定还有什么瑰宝不在这里，那么不管它在什么地方，找到它就是我的使命。诗人这样想着就变得怪异起来，毫无王者风度。终于有一天他把一切都打得粉碎，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堆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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