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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林，男，安徽凤阳人，读中小学、大学、研究生、种地、教学、撰稿、为官、经商等，著述多种，有小说集《一个人的极限》，游记散文集《开车走中国》等，主编《中华学生百科全书》等，1993年涉诗，诗集《大狼之美》、《自己的王》等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现居北京，为某公司管理人。
●现代汉语中蛰伏着的正在苏醒的词语由什么样的诗唤起呢？是“新自由体诗”●新诗的高峰境界是冶炼掉白话中“白”的成分
刘以林此前的诗集《自己的王》、《大狼之美》等，突兀在上一个世纪末页，虽然在极小的范围流传，但足以让诗坛瞠目结舌。近期，我又得到了刘以林的“新自由体”诗宣言的身体力践之作《风的诞生》，作为回赠，我在送他的本人作品的扉页写下这样的句子：“你的诗，大，横扫诗坛。你的话触到了诗歌的痛处，也抵到了诗评家的痒处。”
其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将这本诗集放在床头，夜阑人静，翻它三、五页——能说不是与书共枕吗？这几年，中国诗坛纷争不断，刘以林远离诗坛，却实实在在地凸现着，每一部诗集都是一个严谨的整体，拆卸不得。从这之中，我发现了一个天才诗人的秘密与厚重：非急功近利，非粉墨登场，非短期行为。现代汉诗，始终在呼唤大诗——大师，在这种潜在的威胁中，你能读出刘以林的什么？事实上，刘以林成了近年跃出的中国诗歌的隐形杀手。在2002年3月的最末一天，我邀约写诗评的胡亮，在我长年生活的蓬溪西郊——诗人海上称为“水域与山坡的形状就是人体解剖图中的女人腹地”——赤城湖的一处秘密农舍，剖析刘以林。春晖亮得刺眼，粼粼波光让我们兴奋：
胡亮：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诗人们那种理论竞技的激情逐渐减退。曾经喧嚣的诗歌史已经留下了教训：诗人们更愿三缄其口，默默写作。在新世纪的晨曦里，刘以林带着汪洋恣肆的理论宣言和与之相匹配的大量诗歌文本，占据了我们的视野。他几乎是呼啸而来的。但他对新旧两种自由体诗的理论界定并不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我的印象：所谓“旧自由体”诗，多属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范畴，而“新自由体”诗则多属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但我们如果偷天换日地把刘以林的理论主张简化为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倡导，毫无疑问，又贬低了他的理论价值。
稚夫：刘以林竭尽全力地倡导“新自由体”诗，而对“旧自由体”诗做了匠心独运的否定。不回避，有点儿一针见血。他的诗通常有两部分组成，一是诗歌主体，二是篇末的散文化附记。附记部分大多是对主体部分的说明，像法官写判词一样，有准确的时间、地点，或说明这首诗的背景及意旨。其实，刘以林这样操作的真实意图，是在交代诗境存在的原因和诗歌意向无可非议的合理性，即他奇特文本写作的理由，属于法院判决书的叙理部分。犹如老吏判狱，入木三分。
胡亮：我把这称作诗歌写作的行为主义倾向：在诗中交代这一首诗生成的各种因素，诗歌文本主体与附记之间是一种间离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同声相应，而体现为一种牵连、生疏甚至偏移、对抗后关系。这种关系使读者在单一的阅读中遭受了两种“场”的牵引。这是刘以林的高妙之处。
稚夫：要申明一点：诗歌是诗歌，附记是附记，附记仅仅是对诗歌文本的说明，不要故弄玄虚篡改其写作本意。刘以林分别在《“新自由体”诗宣言》中罗列了三十种事物，作新旧两种诗句的比较；在《风的诞生》的第一部分，进行同题诗歌的新旧比较。他采取编辑课本做教材的方式，将两种诗体赤裸裸地暴露，明眼人一看便一清二楚：孰是孰非，谁优谁劣。他这样做，是为了彰显“新自由体”诗，而“旧自由体”诗便成了陪衬。两者的关系并非正与反或实体与影子的关系，它们不对等，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刘以林诗歌文本主体具有一种怪异、奇崛的想象力，他的语言逻辑是混乱的，甚至是疯狂的——这是他有意为之。这样做的结果是给读者构成了惊吓。然而附记部分又对这种惊吓进行了安抚和调解，因为附记通常会出现一个现场，一个具体可感的现场。这个现场会指引我们将那些突兀、陡峭杂乱的诗行朝着“一座山峰”有序排列，并进而看出风牛马之间的相及之处。尽管刘以林的诗歌文本充满歧义，然而附记部分又构成了对歧义的消减。读者常常处于作者的一推一拉之间。
我还注意到了刘以林诗的另一特征，即词汇表的出人意料。我在他的诗中发现了很多的动物，猪、狗、鹰、隼、蚕、乌鸦、蜘蛛、狼、豹、蛇，甚至耗子。他这样谋略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搅乱“旧自由体”诗惯有的语序，给人一种撞击得心跳的感觉？
胡亮：你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动物入诗，在同一种文化内部，常常存在习惯性的隐喻向度，比如豺狼之与凶残之徒、山羊之与柔弱之伦、鹰隼之与剽悍之辈。然而刘以林对于沿用固有的隐喻向度，毫无兴趣。他要建立自己的动物道德体系。例如，他有一首《深山里的耗子》，写耗子“精气神集于一身，敲灌木、依岩石、晒太阳，听风从山凹里吹来，想，十米远处玉米地里玉米委实好吃”，俨然山中高土、林下隐逸。可以说是清洗了我们意识中所有关于耗子的文化气息，例如《诗经·硕鼠》之类。
稚夫：刘以林词汇表的另一特点是对世俗生活的全面网罗和采集：租房、上班、打的、寻呼、堵车、罚款、耕地、栽秧、过年、赶集、上坟等等，看似缺乏诗性色彩的词汇触目可见。刘以林惯于从细微、琐屑、熟视无睹处出发。有些出发点，其他诗人站着却不敢迈步。这种策略，恰恰可以缩短与他诗歌语言的距离，语言的陌生化，用题材的日常化去医治，从而淡化对他诗歌文本的敌视。
刘以林是有野心的，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扮演新世纪引领者的角色。他的“新自由体”诗宣言具有明显的同化他人的企图。但是刘以林的“新自由体”诗纲领并非凭空而来，他作了长期的积累和努力，已公开出版了四本诗集。他是先有丰富而充分的文本实践再有理论的。
胡亮：这与“非非主义”很不相同。蓝马、周伦佑的诗学体系可谓惊世骇俗，然而最终由于匹配文本的严重偏差和难以为继，使得他们的理论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哲学涉险而非可操作的诗学创新，一个诱人的乌托邦诗歌前方的海市蜃楼。
稚夫：刘以林用自己的标准——新自由体诗和旧自由体诗——对诗歌史进行了二元衡量，足以引起我们对诗歌史的整体性反思，对当前诗歌创作的自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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