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本旧书了。也许正因其旧，它的可挖掘价值还远没有被穷尽。
昆德拉是个奇才，他在小说堕入末路的时代闯入小说，为已经病入膏肓的小说注入了一丝强心剂。他是个耽迷于讨论的家伙，他把小说的大忌发展到了极致，居然可以因此令小说回光返照，重新被公众关注。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被阅读的最多的小说家之一，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小说家之一，当然他很难得到那几个瑞典老头的垂青。其实那一点都不要紧。他的大部分小说早就有了中文译本，只是大家更多关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了。
他在写这本书时，脑子一定出了问题，因为他居然忘了他的不可救药的讨论（同样不可救药的深刻），居然借了经典的戏剧手法，为我们讲了一个漂亮得异乎寻常的悲剧故事。这在他几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也藉此向世人告知：米兰昆德拉不仅仅是个东拉西扯的高手，不仅仅是个饶舌的智者，他同样是一等一的小说大家！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捷克与当时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相似的社会形态，相似的意识形态，相似的生产力水平，相似的消费水平。所以，读它时你会有强烈的认同感。除了人的名字不一样，其他与我们的生活几乎一般无二。包括人物的职业，心态，价值观和命运。非常非常的吻合。所不同的，这是昆德拉的故事，而且是他最好的故事，充满机趣与幽默，举重若轻，具有震撼的古典悲剧的力量。
我曾经把其中所有人物的名字换成中国名字，把故事发生地换成沈阳，它竟然会是一出地地道道的中国东北戏剧，你能相信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1991年沈阳艺术节上真的有一出话剧《爱的季节》。我不谦虚地说，它非常精彩！无论是导演是表演是舞美，当然编剧也精彩——更主要的——原著也精彩！
韩小蕙 《无字》张洁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我们每个人都有欢乐，也必然的有苦难，甚至大苦大难。尽管《无字》的“内容提要”说：“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达”，但我最羡慕张洁的，还是她能把主人公吴为一生的大苦难，酣畅淋漓而又一枝一叶地表述出来了，从而完成了她平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不提普通人，就是作家队伍中，也很少有几个人能找到如此鬼斧神工的语言，如此撼动人心的情节、细节，如此荡气回肠的写作激情，将苦难表述得这么畅达，这么尽心尽意而又舒心舒意。这简直是一种幸福。即使是生命写作，也需要九九八十一难的体验，需要在水里煮3次、在火里烤3次的提炼，需要超高超霸超神灵的写作技巧。
而且张洁的表述还完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大美。无论是属于形而下范畴的日常生活悲苦，比如从小流离失所、缺吃少穿，中年以后和母亲、女儿相依为命的贫困生活等等；还是属于形而上范畴的心灵、精神、灵魂的痛苦，比如寄人篱下时遭受的精神欺凌，追求爱情—奉献爱情—终被爱情欺骗的灵魂煎熬，以及老年竟又遭受遗弃的心灵创痛……这些过程中显露出的人间大丑陋，在张洁笔下，俱通过文学典型化的过程，上升到美学意义的积极层面，从而使《无字》脱离了地面的凡尘，而变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块莹玉。
曹意强 《小说面面观》 〖英〗E.M.福斯特著 朱乃长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出版
此书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并不得力于同类探索中常见的学究式分析，而是得力于作者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敏感和机智是他个人创作实践心得与对前人作品的批评思考的结晶。1924年，福斯特发表了《印度之行》这部杰作后，转向了文学批评和政论写作。1927年，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约请作“克拉克讲座”，讲稿遂以《小说面面观》印行。福斯特认为，小说家的心态在过去几百年中并未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生了巨变，而变更的仅是其写作的技巧。因此他采用了共时的观察方式，让笔下各时代的小说家仿佛同处一室写作，以回避惯用的历时的评述方式，使之更有利于探究小说的基本要素。
福斯特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把小说人物分成两种性质：“扁型人物”和“圆型人物”。“扁型人物”可用一个单句来概括，它仅仅描写某个人物的几个固定的性格特征，而“圆型人物”则善于给人惊奇之感，时常自相矛盾，变化无端。狄更斯的人物属于前者，托尔斯泰的角色属于后者。福斯特的区分并无褒贬之意。“圆型人物”虽更引人入胜，但“扁型人物”也是小说家的重要表现媒介，有其存在的艺术理由。狄更斯专用“扁型人物”，但不能不说他是伟大的小说家。
名著的一个悲剧是人们将它减约为一两个最富影响的观点，使之扁平而单调。《小说面面观》的价值不止于为20世纪小说研究提供了上述两个批评术语，而且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别、预言小说的特征、叙述的时间顺序、模式和节奏等作了诙谐且精辟的论述。
该书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仅汉译本就达5种之多，据说译者多为治英美文学的学者，但其中错译、漏译之处使人感慨。朱乃长先生近期出版的英汉对照本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对比和评析，从中可见，译事之难，令人生畏。
谢泳 《杨仲健回忆录》杨钟健 著 地质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
这本回忆录是杨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前完成的，两三年后出版。因为专业的关系，这本书在文史界好象不引人注意。在我所见过的八十年代初问世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回忆录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本。八十年代初，杨先生对他早年的朋友，比如胡适、傅斯年他们，就已是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所记都是他们的好事，下笔也特别有感情，今天看来这没有什么，但在二十年前，就用那样的态度来说早年的朋友，不是很容易的。可能因为他是地质学家，回忆录的影响只在专业领域，所以自由也就大一点。中国早年的地质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群体，其实很值得专门研究，特别是他们在专业以外对社会文化的贡献，光从科技史的角度观察，有时难以反映他们的全部人生。
中国早年的科学家，都有比较好的人文素养，杨先生更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他早年出版过好几本游记，可能因为是科学家的缘故，研究文学的人是不大注意。我看过他五十年代初一本介绍古生物学的普及性读物《演化的实征与过程》（商务印书馆，1952年），非常好看。杨先生早年对西方的科普读物就有兴趣，也有在这方面努力的自觉，加上他一生对文学的爱好，所以他也是一个好散文家。
《鸭池十讲》罗庸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
罗庸在西南联大晚期作过中文系主任，那是一个学问和声望联在一起的位置，倒不一定有多么重要，但确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位。罗庸能担此责任，可以想见他在西南联大的地位。他这本《鸭池十讲》共收入演讲稿十篇，大半是罗庸在昆明时给各个学校和相关机构演讲的记录。罗庸这本与罗家伦的《新人生观》合在一起重印。罗庸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看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如果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主要是谈艺，而罗庸的《鸭池十讲》则是谈艺和做人兼顾，是一本更注重阐发中国文化精神的书。
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也有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罗庸关于国文教学也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特别强调国文教学在陶冶学生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国文教学比之于修身和党义对学生的影响更深，他的许多见解，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也极有启发。
孟繁华 《艺术的生存意蕴》高楠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中国的艺术哲学研究历来比较薄弱，这可能与我们面对的两个传统有关：古代的文艺研究大多体现于诗文评的形式，重感性的思维方式至今对我们仍然有深刻的影响；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对西学的学习和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艺研究的思维方式，但“跟着说”的时尚又形成了另一种文化劣根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发出民族文论的声音，就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内在焦虑。
《艺术的生存意蕴》是一部讨论艺术内部规律以及艺术与语言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关系的论文集，同时它也是一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艺术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借助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学研究，借助于西方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理论，深入地分析了多层次的生命状态，论述了“条件性生存”的相对性形成的“生存”的差异性。并对“生存状态”、“生存体验”和文艺的本质关系做了新的阐释。这部著作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建构起了文艺生存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它对整合中外文论、对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所做的努力，都给人以新的启示。因此，“生存论”的艺术哲学，应该是当代中国艺术哲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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