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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苏童天生就是一个作家的料。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地在文中写道：“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苍对我的一种怜惜，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得意之处又有些疑惑：“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法，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修养的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儒、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阅读流行的小报杂志、到处猎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小说创作。”
苏童的阅历极其苍白，苍白得像没有恋爱史的少女。他生于1963年1月23日，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是腊月二十九，再过一日便是新年。他祖籍扬中，扬中是长江下游的一座孤岛，是一个文化氛围特别奇异的地方。后来，他父亲一辈迁徙到苏州，苏童（本名童忠贵）也就很自然出生在那座湿漉漉的南方小城里。在这座潮湿而靡丽的小城里，苏童度完了他的童年，读完了小学中学，在校期间，丝毫也没有“先锋派”那种咄咄逼人的“新潮”架势，而是一个深受老师宠爱的乖孩子，多年以来一直是学生干部，当过班委、班长、团支书。他写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诵读，这可能是他发表欲望最初萌生的一个契机。1979年他考入北师大，在北京念大学四年，他最爱做两件事，一是打篮球，一是写诗。苏童的长相照古人的说法是有些异常的，他上身颀长，而下身则较短，颇不成比例。颀长的上身让他有一双超长的手臂，这对打篮球来说正是“良材”。他从年级队打到中文系代表队，由于北师大体育系人才济济，苏童再苦练，代表校队出场的愿望仍永远成为他终身的一件小小的憾事了。
有一次我们俩在编辑部谈起了北师大，我说1983年下半年我出差住在北师大招待所，经常到篮球场去看打球，有时还上场摸几下，苏童说：“那我们肯定见过面，那时候我几乎天天泡在篮球场上，我当时是北师大的神投手哩。”他这一说，我仿佛真的见过那个猿臂熊腰的身影。苏童的诗歌与他的篮球一样，最终也没能有所出息，是无数大学生诗人中平凡而又平凡的一员。不过现在看来还挺有“研究价值”。不妨抄录一首，让读者看看。
南方的老家位于南方 一半是水 一半是树 祖母的房屋在水和树之间 睡眠或者行走 我看见我的草鞋 一只在河心漂流 一只在桥头晒着太阳 而九月收割的稻子 十月就被风吹到了路旁 雨已经停歇 茶馆里仍然有人躲雨 祖母把腌菜晾到窗外 所有鲜嫩的腌菜都产自南方
这首题为《南方印象》的诗是苏童校园时期的作品，迄今已有十年多了，弃诗从小说的苏童的审美情绪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剧变，他依然钟情于“南方”，依然离不开“茶馆”、“祖母”和“鲜嫩的腌菜”。他在大学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六朝古都秦淮河畔的金陵，先在南京艺术学院当“辅导员”，然后到《钟山》当编辑，再接下来做专业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太苍白了，既没有被打成“右派”的磨难，也没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洗礼，苏童也自然不大可能像“五七族”、“知青族”那些前辈作家执著于人生、社会、历史乃至政治这样激动人心的问题，他像逃避瘟疫似的在逃避这些“深度”的话题。
经历的苍白也让苏童时不时地陷入某种尴尬，时常有人问：苏童一个男人怎能把女人的心理揣摩得那么透彻？你莫非钻到女人心眼里去了？！也时常有人对《妻妾成群》的生活素材向苏童发出奇怪的提问：陈佐千的生活是你体验到的还是你祖上的原型？碰到这些奇怪的问题，苏童只好无力地解释：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
其实，这是艺术创作的最基本的定律之一：想象比生活更真实更美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创作不是借助想象进行的，只不过想象在作品中占的比例，每个作家都不会一样而已。像苏童这样把想象推到极致进行写作的人亦属奇才。苏童作为60年代出生的男性，是如何窥视到民国初年乃至更早的历史生活尤其是妇女生活的？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
说苏童天生是个作家的坯子，还有很多佐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轻易地处理好了写作与睡眠的关系。在我阅读到的作家传记当中，写作与睡眠似乎是一对不可解决的矛盾，像波尔莱特那样置睡眠于不顾拼命追求艺术的兴奋的作家和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在是举不胜举。一直为失眠困扰的艺术家我碰得太多了，神经衰弱几成了“作家病”或“艺术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持续而安详地写作，是一件最大的享受。因为写作是一种幸福，睡眠也是一种幸福。
苏童则同时拥有了这两种幸福，让人羡慕、让人嫉妒。苏童写作的时间基本上是夜晚，也有熬到天明的，但很少听他述说失眠的痛苦。放下钢笔后，他总能很快离开他虚构中的“妻妾”、“红马”这样一些让人心旌摇荡的人物，安然进入他的梦乡。一觉睡到翌日九、十点钟，脸上从不留下夜晚的痕迹，熟悉苏童的朋友都说，苏童睡眠的姿势极“乖”，乖得像一只猫。
在苏童起居室的屋顶上，张贴着两幅一模一样的美国性感女星的黑白照片，这位佳人托腮沉思的黑白倩影在街头的报摊上仍有出售。她像是梦露，又像是赫本，还像麦当娜，我专门向苏童询问她的芳名，苏童嘿嘿了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位俏丽佳人以她优雅的容颜笼罩了苏童的天空，笼罩了苏童的睡眠，我曾在一文中这样诗意地形容这一情景：“她阅览着苏童从左边翻身到右边又从右边翻身到左边的过程，聆听着苏童在梦中喃喃呓语和梦魇的恐怖哭声，也许，当苏童与她对视时，小说便在刹那间诞生了。”
生活恬然的苏童在没有出名之前就活得很潇洒。穿名牌，吃名菜，抽名烟，喝名酒，在歌舞厅唱歌常被人误认是发了点小财的小老板。有一次，他在南京新街口一家歌厅里唱了一首英文歌曲《月亮河》之后，邻座对我说，想不到这小老板英语还挺像那么回事哩。现在他倒反而有些拘谨了，可能是树大怕招风的缘故，他已经很少到歌舞厅唱歌跳舞了，甚至晚上也很少出门。因为随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上映，随着《苏童文集》的出版，苏童的照片、面孔、名字开始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刊物和电视台的“星”的栏目里，这对他的自由是一个限制。而且，年轻、英俊的苏童经常会引发起年轻女读者的种种幻想。于是，有电话，有书信，有目光，给予他种种神秘的信息。当然，还有登门求教的。苏童这个时候就装傻，支支吾吾，躲躲闪闪，不给人家希望。
喜欢平静、悠闲的日常生活，畏惧波澜起伏的动荡，似乎从那时起便成为苏童的生活准则。现在他居住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座老式的阁楼上，与妻子、女儿和小说厮守在一起。妻子魏红为了苏童的潜心写作，也悄悄放弃那份繁琐工作，专心“饲养”这位小说家，苏童的小说日益雄壮起来，苏童的身体也被温馨的家庭照料得健壮无比。苏童现在常说一句话便是“要减肥了，要减肥了”，每次出访归来，他总是要自作多情地向妻子汇报说，最近瘦了，旅途太疲倦了，可到秤上一磅，有增无减。全家哈哈大笑。他的宝贝女儿童天米整天在家里支支拉拉地练小提琴，苏童还为她的老师写过吹捧文章，说这位黄老师如何懂得教幼儿练琴，结果那位黄老师门庭若市，前来学琴的孩子车水马龙。现在他宝贝女儿又开始学画画了，苏童说她的画有“后现代画风”，在朋友的怂恿下要以童天米的画做他小说集的封面。爱女之深，人之常情。苏童自己也调侃说，这是溺爱、溺爱。
喜欢享受生活，喜欢逛街，喜欢像那些小姐、太太那样逛街、逛商店，恐怕是真正的“苏童特色”。他留心那些意大利名牌皮鞋、法国巴黎时装和香港的帽子，这是苏童的一大乐趣。他会经常穿一身香港流行的装束站在我们面前，听编辑部诸位的颂扬与挑剔，最近出访欧洲次数多了，又常常穿一些欧洲男土爱穿的花哨便装出入于作协机关，弄得作协看门的老头儿以为是“外宾”来了。
1994年是苏童的“国际旅游年”，他到了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去讲学、观光，还到丹麦、瑞典、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又去了德国和意大利。苏童认为国际间的文学交流是件困难的事，特别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困难重重。汉语写作的中国文学与用英语写作的反映中国情况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际遇也不一样，虽然有些中国人用英语写作并不特别地道，可拥有的读者还是要比翻译过去的中国文学多一些。在瑞典期间，苏童和刘恒在马悦然院士的陪同下，参观了瑞典皇家学院，也参观了那个世人瞩目的“发奖台”。我问苏童有何感想，苏童说发奖台很“大器”，便不再言语。我也不知道苏童到底在想什么，他那平静的外表看不出他对这项大奖的态度。不论怎么说，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我们鼓励苏童说，离它只有一步之遥，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苏童小说主要有这样四类形象组成。一、昨日的顽童，是早期一些以童年视角作为叙述人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等短篇，近期的长篇《城北地带》也是他少年生活题材的集束，而《我的帝王生涯》虽是历史题材，但帝王仍是一个顽童，可说是这类人物的“最高代表”。二、还乡者。这类小说是以苏童拟想的“故乡”枫杨树为背景，其中产生很大影响的是《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以及长篇《米》，重点描写乡村生活以及乡村人物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三、红粉们。这以《妻妾成群》、《红粉》、《另一种妇女生活》最为舆论聒噪，颂莲、梅珊、秋仪等女性的形象几为众人所熟知。这些女性形象给苏童带来了红运，也带来了大众传媒生成的明星效应，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嗔可笑的误解。“怎么写得出来的？”问得可爱，问得蠢。四、城市游走者。这以《已婚男人杨泊》、《离婚指南》、《园艺》、《一个朋友在路上》为代表，描写一些游离在城市价值边缘上的失魂落魄者，他们漫无目的地在城市游走、忙碌，委琐而毫无生气。苏童写作这些小说努力想改变他在读者心中已形成的“红粉情结”，这些城市游走者几乎全是男性，他们灰色的面孔、灰色的情绪反而更加映衬了“红粉”的鲜亮。苏童老是不满足于既定的小说套路，他时时告诫自己：“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但是所谓的个性和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种“自作自受”的警醒让他始终面对泥沼，而不会沉醉于一己的喜悦之中。
1994年，《苏童文集》的出版，这三卷被国家新闻出版局评为畅销书的书让苏童欣喜，也让苏童不太满足，他发现它们太薄了，不用说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相比，就是与巴金、王蒙等前辈们相比，苏童还是觉得自己的数量太少了。“著作等身”便成为他的一个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梦想，这个梦想燃烧着他的写作欲望，他的写作更加勤奋了。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搓麻将的那间屋子宁静了，夜晚再也听不到那间屋子里刺耳的麻将声了。俯伏在那张麻将四方桌上的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写作者，他的心境比任何时候都要宁静，他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写作。三十岁的苏童，未来是怎样的一条路啊？！
我这里还要透露苏童的另一个“隐秘的幻想”，做电影导演的渴望。很久很久以来，苏童便热情地关注电影，他订阅了大量的电影报刊，他对法斯宾德、黑泽明钦佩不已。他说除了干专业作家这一行以外，还有一个职业对他有吸引力，这就是电影导演。不过他又摇摇头：这不可能。
谁能帮他圆此梦幻？
（摘自《青春忧郁》，王干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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