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进展（无论是政策面的还是技术面的）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结构的重构和再造。目前我国的传媒业正处在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众所周知，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狭车道”，而以网络崛起为代表的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加入W TO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的国际化竞争“洗牌”，无疑从内外两个方面“加速度”地推动着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能否敏感地、有效地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能否未雨绸缪地规避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可能的重大风险，把握导致我国媒介产业发展变化的内外因素，了解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预测它们可能带来的变化及其趋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事实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传媒人都在认真理性地思考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中国传媒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怎样在生存、发展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价值之间达致平衡。面对种种困惑和疑问，人们是多么渴望能够聆听到站在最高处的思考者，搏在最前面的行路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惑所虑与所得。
本书恰当其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自76岁的方汉奇到34岁的杨澜，这本书收录了一共17位中国传媒界名流的谈话实录，采访对象，“从地域上，涵括两岸三地；从身份上，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界泰斗，有居庙堂之高当着省部级官员的名记者和评论家，亦有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者；就贡献言，有年过七旬仍在与贪官巨蠹搏击的‘良心树’，有胼手胝足，正勇猛精进的报界‘新贵’，亦有年岁轻轻即已身家亿万的踌躇满志者；从学术背景看，有自称‘读着《三国》、《水浒》学打仗’由术入学的高人，有本土生本土长洞悉国情的‘大腕’，亦有海外归来欲后来居上的佼佼者”。应该说，本书尽最大可能地聚集了传媒界名流们的时代感悟以及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搏击的体验，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人们的渴求。
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里说：“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诚如这本书的主编在前言中所述，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传媒之中。当时，最进步的那部分中国人是以传媒人的身份出现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起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自此，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传媒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涵义，“中国传媒界的风貌无法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这本“原创性，全纪实”的谈心录没有回避当下中国涉及传媒业的各类哪怕称得上尖锐的热、难点问题，交流各方以对中国传媒业精进前行的极大热忱，呈现了自己的独到思考。在我看来，访谈录做到了“以对名流们奋斗足迹、心路历程切近的、面对面的、无讳饰的记录，以人的命运和感悟呈现了一部中国传媒界的活的历史”。这些思考的开诚布公的表达，能时时激起阅读者言说的冲动。同时书中基于扎实学理的深厚内涵保证了她传之久远的可能性。我对她的必读性和可读性持有信心。究竟如何，还是由广大读者说了算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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