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嬗变是与外来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以及本土文化潜在的滋养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交变互动关系。这给整体的、局部的评价都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以一种纵深的历史视角勘破迷障，使论说既富有历史感又不乏现实启悟意义，这就需要有广泛影响的有实力的论家的参与介入。
说起“惠风”论丛的出版，它肇始于散文名家林非先生的单本论集。林先生在散文理论方面很有建树。他乃大方之家，当编辑提出出版其论集时，他慨然放弃报酬以助一弱社。这本论集，孤本出版，首印4000册并未作何宣传，大行其畅，少有库存。正是受此启发策划了这一较为严整的论丛。于是便有了与《林非论散文》相匹配的《谢冕论诗歌》、《严家炎论小说》和《朱寿桐论戏剧》的出台。
林非先生研究扎实厚重、质朴清新，他对现代散文史，对散文本体论、范畴论、创作论的研究可谓开风气之先；谢冕先生的论述飘逸、轻灵，充满诗性的智慧，他对“朦胧诗”及其后续思潮的研究，对整个新诗史的勾勒概述高屋建瓴、真率慧颖；严家炎先生对小说史的研究，对“五四”后小说流派尤其是新感觉派的研究，60年代对柳青的研究，以及后来对金庸的研究，素以严谨、细腻、圆润、深入而著称；朱寿桐先生师从于陈瘦竹、董健，是新崛起的学人中的佼佼者，他27岁就以田汉研究而成名。他充满睿智的思辨对新戏剧、新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已见硕果。可以这么说，与时下浮泛的学风相向的是“惠风”论丛论家的论说具备了：无论对某一流派、某一现象的评述，对某一作家、作品的个案评价，还是对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文学的评估，对若干时期甚至是百年流程所作的综论（总论）和评判，还是将上述评论与对某一文体运演流变历史过程的梳理，都具有相结合、相印证、史论相生的共性特征。“论丛”无论是观点、视角，还是论说本身都持之有据、有理，摒弃了哗众之言、宏篇泛论、含糊之辞。“论丛”与市面上以史为主且内容庞大的同类文学论著相比，显得篇幅和价格适中，装帧精美，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着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原则，“论丛”尝试一种文体一家或多家论之的形式，张扬争鸣的风尚。现出版的第一辑主要侧重于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正在编辑出版的第二辑主要侧重于著名作家、诗人（王蒙、吴祖光、余光中、贾平凹）对文学尤其是百年中国文学及其创作的认识、理解、感受和体验。论家可论说文学本体的复杂多变，质疑传统的、经典的论断，谈论创作的感兴、困惑，探索文学的前景和趋向，评赏名家、名作……总之，论家可以较宽泛的文体形式，将笔触伸入到文学现象、陈见陋见的背后，以新的悟识给读者启迪和资鉴。“论丛”的第三辑，考虑请一些中青年作家诗人谈创作、议文体，使论丛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王右军《兰亭集序》中有一佳句云：“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惠风”论丛就得于斯也。所谓“和为贵”，和畅则天朗气清，如沐惠风。如果书籍的组稿、编写、出版和发行和和畅畅，如果读者捧读都春天般沐浴着和煦之风，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娱情悦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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