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范畴相比，呈现出重体验、重感受的特点，但在逻辑性上不像西方那样严密，因而如何适度地引入现代学理来剖析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与概念，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迄今为止，虽然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现代以来宗白华与朱光潜等学者引入西方哲学与美学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成功的范例，证明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美学范畴的体验性与感悟性固然对于条分缕析带来一定困难，但同时也有利于诠释者的“接着讲”，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通过历代学者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薪尽而火不灭。这种“接着讲”往往与特定时代学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相融合，在思想创新与范畴重建上表现出生生不息的理论原创精神。“比兴”问题可以从多重角度去讲，例如从创作手法与文艺鉴赏的视域去看。袁济喜的这本论“兴”的重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突出的是对“兴”与艺术生命的激活意义。书中在讲到“比兴”的时候，对于“兴”之中的感性冲动与审美生命的价值重点作了介绍，而对束缚于政教美刺的两汉“美刺比兴”则作了分析与解剖，认为它是特定时代下人文精神受压抑与扭曲的产物。书中从原始艺术生命与“兴”的关系，论证了“兴”原本为生民生命活动的升华，在后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演变中，随着汉魏以来“人的觉醒”，“兴”开始逐渐摆脱巫术文化的浸染，而越来越走上审美之途，同时又汲取了原始之“兴”中深厚的人文蕴涵，用以寄寓动荡年代中的人生感喟，激活人生，使人生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艺。作者通过对“兴”的考察，昭示我们，艺术之中没有生命之兴，就根本无法臻于至境，而只是文本制作，过眼烟云。由于中国文化浓重的遗传性，使得“兴”还保留着中国远古时代就形成的天人感应，观物取象，托物寓意等文化价值观念痕迹。这种从原始生命冲动与人格独立出发的艺术观念，虽然有神秘直观的成分在内，但是，在人类越来越受理性制约，审美生命日渐萎缩的今天，这种生命之“兴”具有激活平庸人生的积极意义，是中国古典美学有价值的传统之一。作者的这种看法对于中国美学遗产在今日的重张，显然是极具启示的。
袁济喜的这本新著在研究“兴”这个中国美学范畴时，如同他在另一本《和：审美理想之维》中体现出来的方法一样，注重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中去找出中国美学范畴的特点，清理出内在思路来。同时更重视“兴”这一类范畴与人生和艺术创作的结合，将“兴”置于广阔的人生与文化背景中来看待，这样庶几更能抓住中国美范畴的实践品格。比如书中的出彩之处之一，便是对于六朝之“兴”人生背景与文化氛围的开掘，作者依据其对于六朝美学的熟悉，对于六朝时代蔚然成风的逸兴与逍遥，以及这种风尚对于尚兴重情审美观念的浸润，作了很好的分析，读后对于“兴”的范畴背景有了较深的理解。这样去研究“兴”这一类范畴显然要超出发往对“兴”与“比”仅仅囿于创作手法的视野。体现出中国美学研究领域在方法与观念上的进步。
书中另一有价值的地方便是从多重层次界面上对于“比兴”的解析。作者在书中提出，经过历代文论家的演绎，“兴”的范畴不断得到充实与拓展，变成具有多重含义的古典美学范畴。“兴”从创作对象的角度来说，倡导缘物而感；从作者主观方面来说，提倡寓情写意；从主客观合一的作品层面来说，则倡举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这三重意义，浑然融化成中国美学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范畴，是中国文化特质在美学上的汇聚。这种看法显然汲取了西方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看待“兴”的美学蕴涵。当然，在传释过程中，难免会使人感到有些地方显得生硬，但重要的是，以解析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的时候，如何在“照着讲”的同时，怀着对现实审美境况的忧患去解读古人，在“接着讲”的过程中，使中国美学成为激活现实人生与古典遗产的精神资源，这是赋予中国美学与文化研究生命力的重要前提。
（《兴：艺术生命的激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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