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某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就必须弄清这个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即著姓望族的情况。吴仁安教授的近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即以望族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明清江南望族兴衰变迁的历史，来反映江南城镇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作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属意于明清江南望族的研究。从此，他除长期坚持跑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埋头查阅各种家乘、族谱、年谱和方志、笔记、文集等，从中发掘大量资料外，还继承我国史学注意实地历史考察的优良传统，亲至江南许多城镇进行历史考察。每到寒暑假，他常常不辞劳苦，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雪，游览一些古风犹存的城镇、集市和乡村，探寻明清望族的故宅、园林和墓地，访问望族的后裔，搜集有关的旧闻轶事。几十年来，他先后考察过江、浙、皖南和上海的五六十个城镇，获得大量感性资料。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阙略，或者纠正史书记叙的讹误，更重要的是使载籍抽象的文字记录变得生动具体。因此，本书的内容丰富可靠，翔实生动。
江南地区地域辽阔，明清望族数量繁多，全书仅用27万字进行概括论述，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作者巧妙地采用点面结合的结构形式，来构筑全书的框架。对望族的论述，一方面择取明代长洲申时行和清代昆山徐乾学、苏州潘世恩、杭州许学范、常州翁同?等几家望族进行重点的个案研究，或叙其身世门祚，或评其业绩功过，或论其家族兴衰，另一方面又选择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皖南徽州府和江东镇、常、苏、太三府一州的望族进行面上的整体综论，探讨三个区域的族群类型、兴衰原因及社会影响。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论述，也是采取个案研究和整体综论的办法来处理。点上的个案研究，便于进行细致的考索，具体的分析，使论述显得有血有肉，面上的整体综论，利于开阔视野，高屋建瓴，从具体琐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本质，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点面结合的结构形式，使本书能以有限的篇幅纵注明清两代的江南望族，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本书的写作，广泛吸取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家庭学、方志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成果，而又融进自己长期研究的心得，其中颇多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使秦汉以来“有市籍者不得宦”的古训遭到否定，商贾本人或子弟可以“读书登第”为官，其他阶层略有积蓄者亦可供子弟“读书习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形成著姓望族。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获得长足的发展，义学、社学与书院等学校遍布各个城镇，这又为人们读书登第创造了条件。因此，明清江南的望族“一般均与科举入仕有着不解之缘”，而且“以文化型家族居多”。这种文化型家族，由于文化积累丰厚，其门祚比之豪门右族、官宦世家要长。而徽州地区，由于“贾儒相通”，更重视教育，其望族的社会地位又比松江、昆山、苏州等吴中望族较为稳定。作者认为，影响望族形成和兴盛的原因，主要有“先辈比较健全的生理和心理组织及其优良品质”、“有选择的婚姻”和“向心的移殖”。导致望族衰落的因素，主要是“子孙的不肖”、“战争的破坏”、“政治动乱和政治变动”，后两者是客观因素，前者是主观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望族的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尤为显著，故“移风易俗和改善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倡导”。这些论述，都是相当深刻而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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