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是爱因斯坦在1952年为《纽约时报》撰文时写的，与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的主张完全一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却被调整为一所工科院校，再加上梅、潘、冯等人先后离去，致使通才教育的传统被迫中断。去年我写《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的时候，以为潘光旦从那时起，就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或者是像他女儿潘乃穆所说，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因此没有仔细查看其晚年著述。没想到最近看到潘先生的一篇文章，发现他在通才教育的问题上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该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题目是《谈留美生活》，其中有这样一段：
“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的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
潘先生这话是1965年讲的。鉴于当时语境，他虽然不能像爱因斯坦说得那样尖锐透彻，但还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阐明了通才教育之必要。其实，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说这种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让青少年了解丰富的世界，体验多彩的人生，摆脱被制造成“机器”的命运，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潘先生是1967年去世的，可见让清华大学早日恢复通才教育传统，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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