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概念先须澄清。所谓“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这一点实不必与他国的历史或世界史比较，就能判定。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现代有一种比较法，源于西方史界，谓汉唐时中国经济实力为世界之最云云。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听得高兴，但它与向来就有的汉唐盛世之说无大关系；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结论：当时中国据实力仅为二流，汉唐盛世说仍能成立。
对康乾盛世也应这样看。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也罢，说当时的中国因无工业革命或因思想禁锢而不及欧西、日本也罢，这些最多只能作为旁参的视角，而不能作为判定盛世与否的主要标准。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大疑问。当然，说是“盛世”，弊端也并不少，甚至有极重的病症，使得人们对盛世之名产生怀疑。文字狱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这是一场慢性病，根子在封建专制，只不过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剧、军政控制愈严而终至于大发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时李贽（1527－1602）的书被禁毁，因为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殊不知清廷禁毁李贽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顾炎武记得明白：天启五年朝廷颁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禁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日知录》卷十八，“李贽”）。至于戮尸、灭族、株连之类，自然也非新发明；满清统治者的所为，只是从语言文字上多找了些借口罢了。文字乃是表层现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质是“狱”，是对读书人的压服。关于文字狱，学界谈论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惨烈和制缚思想的危害，而对其涉及的社会层面、破坏清代学术的程度等问题分析得不够。在此我想指出两点。
第一，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顺治时，对一些曾经积极反清并始终消极对抗的名流就有意宽容。例如顾炎武，不惟亲自领兵抗清，且先后六度访谒明孝陵（最后一次是在顺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对这样的高士杀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于安定士心，树立仁政的形象。当然，至康乾时，政局既稳，士人中若再有这类公开蔑视的举动，已不会被容忍。而此时的中国读书人，绝大多数志在博取功名，已无心反清复明了。虽然，在语言文字上，眷恋前朝的情绪仍会有所流露。对这样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讽今、影射时政，清廷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多少也有所顾忌，担心打击面过大，反不利于维持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乾隆要为自己开脱，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谕）。一方面，这样表白很虚伪，因为他明明是拿语言文字作把柄；另一方面，这类话确实显出他有一点顾虑。漆永祥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乾隆时“禁书与文字狱并未涉及到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而他们的著述中并不是没有违碍字句。……统治者的注意力并不在高层知识分子和时贤名流身上，此应为当时事实”（《乾嘉考据学研究》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并举了钱大昕为例。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第二，禁书和文字狱对于人性和思想的压制，是不消说的。然而，它对于清代各门学术的破坏究竟有多大，须做具体分析。首先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基本未受影响；换言之，中国科学迟至清代仍未发达起来，与政治压迫无大关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满清统治者并不排斥科学。如对西洋新学非但不禁，而且鼓励著译；并将明末以来的数十种西书载入《四库全书》，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数学、历算、水利、人伦、教义、乐理、语文、制造工艺等多个方面。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后面。抵制科学的倾向反倒是来自汉族士大夫内部，来自像杨光先那样一批冥顽不灵的读书人。但在新旧历法之争中，几经反复，最终是新法得胜；而胜负的决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过科学观察：康熙七年，命杨光先和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同测正午日影，结果后者以测算更为精确取胜。这是新科学对传统科学的胜利，同时表明，科学在专制统治下也能生长。照此发展下去，科学新知有望先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然而，康熙末年与罗马教廷因礼仪而起的争端，导致先是禁止传教，进而驱逐教士，最后中断往来。对于业已开通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这是致命的一击。这方面的讨论已属另一话题。就我们的题目来看，我只想说，在这一事件中，国际政治交锋和中西文化冲突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国内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受到的冲击大得多。然而，对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及一门中的各个分支，又须具体分析。史学方面，受重创的是明史以及有关满清渊源和征服史的研究。经学堪称兴盛，受到的束缚未必大于明朝。性理之学及一般哲学问题被忽视，主要不是因为统治者禁锢思维，而是因为清儒自己就不喜欢；他们觉得这类学问无用，“实学”才有用。而这种“反之于实”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实学”，首推天算舆地；人文科学中，则首推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分科，基于形音义的具细考辨，被认为是最实在的学问，因此又是通经致用的门径。小学家吃的就是语言文字饭，一般都很谨慎，极少有人像王锡侯那么大胆，不顾名号避讳，直指《康熙字典》之误，以至被文字狱惨害。整个清代，字典业可谓萧条，只出了御撰《康熙字典》一本，这跟清廷对字典编撰的严控和文字狱的恫吓作用直接有关。不过总的看，禁书和文字狱对小学影响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仍能发达，构成汉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称两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史呈驼峰状，即，汉代和清代并为两大高峰）。
小学和经学是清代的两门显学。两门学问的关系又至为密切：小学家大都兼问经学，经学家也大都兼事小学；而史学往往也由经学家和小学家兼做。经学家或小学家的兴趣，甚至及于天算、舆地等等。这些门类相互牵引、共同发展，构成清代学术的主体；经康雍至乾嘉，中国传统学术就是这样发达了起来。而几代学术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会条件，那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中华书局1954年版47－48页）对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以往学界有赞同的，也有怀疑的。与本文的话题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承认康乾为盛世，则学术的兴旺和社会对学者的礼遇就都得到了解释；反之，如果视康乾为黑暗时代，梁启超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同时也无法理解学术何以会繁荣起来。我个人对梁氏之说一直信疑参半，因为它不易证明。支持其说的例子（生活优裕的学者）很多，反面的例子（穷困潦倒的学者）也不难找到。显然，仅凭单个案例说明不了问题，需要找出共点和规律。一方面，应把学界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对构成学者阶层的成分应作剖析。正是沿这一思路，我在《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书中做了一个调查，大抵步骤如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三部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许会说，81人的样本太小。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一点。为验证上述数字，我又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论了。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当然，我们这样立论，是把清儒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就个体来看，则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寿。
总之，从学术史上看，清代学术繁荣在乾、嘉，孕育则在顺、康，“康乾盛世”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2002／8／1，于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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