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学术界主义的前沿的中国外语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中国外语界学者的一个讨论热点。尽管中国外语界中赞成后现代主义者不乏其人，但真正思考后现代理论对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影响的人却不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和思路对于我国外语界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我国外语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研究得很不够，既缺乏全面的了解，也缺乏深入的研究。论著和译著均很少。在这种情形下，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多名外语教师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名著《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译成中文，并于2001年8月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辽宁教育出版社无疑为中国的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
《后现代转向》一书将后现代人文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论述集于一册。该书强调了知识的社会性和修辞性，倡导一种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界线的社会知识观。该书主编塞德曼在本书的引言中指出：在西方，现代文化意识已陷于危机的状态之中。到处都有文化动乱的迹象，对知识的范式及其在书面上和美学上的标准问题也发生了文化论战，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着一场广泛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后现代”的概念起码反映出这场社会变革的某些方面。《后现代转向》向读者提供了利奥塔、哈拉威、福柯、罗蒂、鲍曼和布朗等作者的经典著述。这些作者中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著名理论家。
朝着后现代性的文明转向的思想是由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率先提出的。在艺术界和建筑界，我们看到后现代显露出对风格的影响；现代美学的那种一本正经的道德观已经被一种戏谑的、嘲讽的姿态所取代。在知识领域，后现代的主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知识已被视为权力和修辞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知识的涵义本身正在发生着变化。后现代哲学要求打破学科和知识界限，实现学科之间的交互跨越和知识文本互补的思想在这本《后现代转向》中得到强烈的张扬，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观和学科分割的状况受到严厉的批判。曾几何时，“基础”作为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代言人控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所有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文精神都被抽象掉那些不易被把握的个体性、局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在外语教学史上，尽管“因材施教”的思想已经高扬了数千年，可是在实践上从没有一种教学法真正把学生或教师个体的情感上的、文化上的、生理上或仅仅只是环境因素上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构件，这或许是因为个体性、局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本来就不容于作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教学法的规则话语中，但问题是我们谁也无法否认外语教学的个体性、局部性和偶然性，而且这种外语教学的个体性、局部性和偶然性是不会因为抽象话语的表述而消失。无独有偶的是，在外语语法和语言学研究中，个体性、局部性和偶然性也同样不会因为语法或语言的武断的限制性和规范性功能而消失，对于语法或语言规则的“基础性”求证并不能判定某一个个体或这个个体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点或某一种场合所发出的有为语法或语言规则的话语是不合法的。
后现代主义那种从中心到边缘的思想，的确给我们一种新的启迪，那就是后现代世界观提倡事物的多样性，强调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多年来，大学英语教学中，不管是认知法还是交际法，都难以摆脱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哲学认识的千年枷锁。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人文学、修辞学等许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在学习英语文本时，认知法强调理解语言规则后进行运用性的操练，交际法注重在实际操练中掌握语言规则，然而无论是哪种理解掌握语言规则的活动，必然会受到上下文所包含的各种边缘或交叉文化的制约，如果我们通过阐述这些不同的似乎不被人们所重视的边缘的东西，就能够在每一个具体的英语文本教学中，使所有的细节和整体和谐起来，更好地理解文本，获得最佳的实效。
后哲学文化观还改变了人们对诸学科在整体文化中之地位的传统看法，向人们昭示了去尝试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语言学研究方面，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伍谦光著的《语义学导论》中的并置理论所提到的“father”这个词很可能与“shave、mother、son”等词用在同一个句子中，却很少与nail varnish用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语义学的角度就会卷入诸多纠缠不清的解说，然而从社会学理论，人种学和女权主义角度，用后现代的观点，“father”这个词在不同社会、种族、区域、文化和阶级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许多地方，“father”这个词却很可能经常与nail varnish用在同一个句子中。
理查德·哈维·布朗在《修辞性、文本性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一文中赞美了修辞学的作用，向我们暗示了，既然语言构成了人和世界，那么，谁拥有了语言谁也就拥有了发言和对话的权利。同样，社会也不被视为一种特质结构，有机的秩序或社会体系，它被看成是植根于历史上特定的语言的和推论性的实践的一种象征性的意义生成结构。布朗主张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实在。后现代主义者们强调修辞性，强调诗意话语，他们认为修辞学是实在和真理通过语言投映出来的诗学——隐喻景观。在诗意的话语中，充满了各种象征、隐喻、谜语，各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这种思想火花，应该说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引起一定的反响。1999年11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专著。为我们系统地提供了研究语言学的模糊思维方式。后现代的“诗学——隐喻观”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多维思维方法。
《后现代转向》一书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后现代主义既然承认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解释科学理论，那么，就不应当排除使用科学的方法，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郑祥福在《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一书指出：“后现代科学哲学启迪我们抛弃历史上陈旧的争论问题，面向对科学的多角度理解，扩展我们的视野，放弃一切的统一的理解框架，使用多维思维方法理解多维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转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将带给我国的外语学人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解决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此外，该书的译文质量高，全书文句通顺，对后现代哲学大师的思想进行了准确的表述，将许多复杂的思想表述的明白易懂，在译名的选用上也比较准确、规范，方便了国内读者的阅读理解，这同国内出版的许多哲学译著晦涩难懂，充斥着各种怪诞术语和西式汉语句子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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