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言及的是这本书的特色，即它是凭藉了什么让自己进入了人文学科的丛书？翻开前言、目录，答案似乎已是肯定的了。在前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其所用的语言，完全是哲学式的。在目录部分，列着的是“空间与分类”、“政治意识”、“自由场域”、“看与知”、“可见的不可见物”等章节标题，同样看不出史学陈述的痕迹，哲理意味则充斥其中，体现了作者自“理”出发论史的特点。由此而言，此书得以列于此套人文与社会丛书是恰如其分的。
全书遵循前言宗旨，将医学问题以哲学的方式作出概括。当作者对近代西方医学中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回顾时，所做的不是对这段历史中所出现的事件、人物事迹的罗列，而是对发生于其间的思维方式变化的提示。比如，关于在18世纪与19世纪中的医学思考中的差异，著者福柯写道：“贝勒（注：19世纪的医学表述者）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注：18世纪的医学表述者）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象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象空间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于是医生通过实证的目光及比纯粹想象力更为复杂的手段，对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重新进行了审视。这样，对于发生在医学界中的重要转折，就如此地被从其本质上得到了揭示。
关于在过去的医学中起主要作用的思维方式，书中也使用了较一般医学史不同的叙述方式。如在言及过去遵循分类原则的医学理论时，作者提及疾病被赋予了“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于是它“孤立存在”，“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这种医学理论将疾病赋予组织，划进科、属的等级系列。由此前提出发所勾勒出的疾病“构型”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或缺陷）：（1）医生以“历史”经验而不是“哲学”知识出发加以审视。即他们只是从某个平面、瞬间来感知疾病，同时用图象和表格来表现它们，没有发展与联系的提示。（2）只能规定相似性的本质，无法表现逻辑－时间的差异。（3）它提示我们疾病同样有其发展的秩序可言，是自然中生命世界的“复写”（rePérages）。（4）它们从未在不被改变和不受困扰的情况下被人们所体验。以后基于对上述不足的纠正，另一种注重对因果关系，以“花格式”或“分层式”分析方式取代症状同一性方法，将病理现象在生命背景下被感知等病理研究方式应运而生。后一种被称之为临床医学的方法，至少在组合的复杂性、相似原理、对频率的感知及确定性程度的计算等方面，对前代的做法有所补充。作者强调这种思考方法上的进展，所体现的不仅是对医学经验本身的总结与突破，而且又是哲学上分析方法的首次运用。另外它还通过把语法结构与或然性结构引进病理领域，成为在哲学上“可见的”场域。此番陈述中体现的对哲学领域的熟悉及其相应语言应用的纯熟，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诸如这样的思路与叙述方式几乎贯穿于全书，从而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
应当说，作者对自己书中所呈现的鲜明哲学特色还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在《结论》中说道，此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但是它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其“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涉及的主要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而试图论证的是一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即实证医学产生的内在原因。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不仅积累了相当的哲学基础，而且还有对时代学术特征的充分了解。他曾指出：“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它既受惠于康德对“知识”的提示，又通过尼采的论说，了解到言说的功能，这些都是进行临床医学问题探讨时所依仗的根据。作者由此强调自己与哲学的血缘关系，并转引了法国人迪马在《论人的科学的未来进展》中的话来加以说明：“为什么要把医生的科学与哲学家的科学分割开来？为什么要把具有相同起源和相同目标的两种研究区分开来？”（见该书第21页，蒙彼利埃，共和12年版）上述种种基于哲学所进行的对医学的探讨，以及将哲学思维方式引入医学史探讨的尝试，都为我们了解哲学作用、意义及具体学科研究的多角度、多思路，提供了启示性。
在西方历史上将科学与哲学做相关的考虑，是人们所习见并被十分认可的研究方式。许多学者兼有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双重身份。如亚里士多德就曾一身兼通当时希腊许多科学学科，近代哲学中如冯德、詹姆士、杜威、罗素、那托普、胡塞尔等，亦曾以科学为研究出发点，而在哲学界奠定其学术地位。这些兼有不同学科基础的学者，能从其较为新颖的角度，觉察一些具体科学中通常所不易发觉的知识系统缺陷、谬误，所以往往使一些具体学科发生重大变化，如生物学竟因亚里士多德的涉略而得以成立独立之学科，笛卡尔以其“感知”说而对解剖实践发生作用，康德通过所创之“星云说”等在天文、物理学等方面作出贡献。这些都使我们意识到将科学与哲学两者结合起来作相关思考的必要。
然而，在目前注重于作中西方文化沟通、大量引进西方学术及其思想的中国学人中，似乎对吸纳此种治学方法总有所保留。我们往往固守于中国的学术传统，把科学定位于知识层面之后，便以为其与形上之智慧间有着截然的区别，另外又往往将对形上智慧的追寻只与伦理道德观念相联系。或许这也就是造成诸如《临床医学的诞生》之类的书，始终无法受到应有的关注，得到其应有的评价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这实在是我们学术界存在的一个误区，因为按照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我们的人文学者远离“天道”等社会具体实践，从而使哲学因仅凭借“人道”而运思。其实缺乏对精彻真理的推求、准确内在逻辑性等的要求，哲学体系也容易成为悬空而置、不知所云的东西，这一点值得目前在我国哲学界与科学界致力于构建体系者们注意。
（《临床医学的诞生》，米歇尔·福珂著，刘北成译，“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译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1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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