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得知，钱先生不认可吴老的谈话，做了辩驳，同时也批评我不该对吴老的话“奉若纶音”。当时，我感到钱先生未免太看重这篇一千来字的普通访谈了。就算吴先生的回忆有不确切之处，也属正常，况且钱先生本人的辨别也多有失实之处呢。但是，钱先生的意见应该让读者知道，所以我和朋友在所编的书中披露了钱先生的批评（见1996年出版《钱钟书评论》第291页），我本人也对钱先生的批评公开作过回应（见1998年出版拙著《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第32页）。
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又有人把钱先生的批评拿出来发表。有人则干脆称那些记录全是伪造的。作为当事人，我认为有必要点明几个基本事实。有了这几个最基本的事实，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一，如上所说，最早披露钱先生之批评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第二，那篇采访记录发表的时候，吴组缃先生还健在。第三，那篇文章曾被多次转载，读到的人很多。第四，钱钟书本人并不否认谈话出自吴先生之口。第五，访谈的部分内容，吴先生还对其他人讲过，并也曾公开发表（如陈丹晨1991年5月所作《在钱钟书寓所琐闻》，见陈著《水流何处》第33页）。第六，文章并未涉及对《围城》的评价。第七，1946年12月钱先生在《围城序》里说吴组缃是他的“好朋友”。
说来也可笑可怜，这位大批判家否认吴先生谈话的理由竟是他从没有再听到过。没有听见过的就一定不存在，倒是否认问题最干脆的方法！
按照这位作者的逻辑，吴先生谈了些钱钟书的生平轶事，就等于是给钱钟书做吹鼓手，就是搞阿谀吹捧那一套——其实吴先生并没有谀词，是这位作者在自导自演呢。
需指出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所著文学史里高度评价《围城》，而在中国，最早对夏志清著作进行大批判的，就是这位作者（见《文艺报》1983年8月号）。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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