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钱钟书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并称为“钱学”以来，学者蜂起，著作云涌，蔚为壮观。我想这应当是我国学术上的盛事。但研究者多起来，分歧的意见也就会多。开展争论是必要的。我喜读有关的争论，只要它不太专门，使一般读者能读懂。近来读到报纸上发表的《钱钟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钟书＞》，后来读《中华读书报》（6月26日）上同时刊出的两篇文章，一是《斥＜吴组缃畅谈钱钟书＞》，一是对钱钟书批注的《辨正》。前一文开头曰：“他的那些‘畅谈’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吴组缃的！”这是对采访者李洪岩说的。另一文的开头说：李洪岩的采访文章是“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就会想：那么拿出录音带来放一下不就全分清楚了？也许录音带已经没有了。而《辨正》一文就是并不根据录音带，只举文字证据来加以“辨正”的。而我以为，他举出的几条，也很有理。（当然专家们还可以另有高见）比如，钱氏说他从未读过吴组绷的作品，但据他人的文章，钱氏的确向他人谈论过吴组缃的小说，颇有赞赏。又比如，钱氏说他自己读书时作笔记是到英国以后才开始的，《辨正》却引了几种材料说明，钱氏作笔记的习惯早在清华读书时已养成。这里，有趣的是，重要的也是，《辨正》所辨正的事情，不是其他研究者的意见，而是钱氏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是记忆。一般说来，谁还能比钱氏自己的发言、记忆更可靠更有权威呢？不然。大学者，国学大师，他只在他的业务范围里是权威。他不可能在任何范围里都如此。何况，往事己过五六十，六七十年，不一定都能记准。也许还有此时彼时的情绪，对此人彼人的情感，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于是在不同场合说的话也就不一定完全一样。我想，后来的研究专家就有必要对这些纷繁的材料下功夫进行分析。据说，前些日子公布钱氏1992年对李洪岩“访问记”的批注，是为了反击“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小人对《钱钟书集》很不正派的无端的挑剔和毁谤”。读到这里我就想，这些争论里是不是有了点火气、意气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小人”、“毁谤”和“不正派”等语，都是很重的话，轻易是不会说的。
但是，一有了这种“火气”，往往就会不冷静，甚者就会片面。我就记起前几天读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论学谈诗二十年》，那里面胡适曾就他自己研究《水经注》这一大公案谈到“火气”之不可发。他说到王国维、孟心史诸大家“都大动了火气，自毁其治学方法”。胡适把这种火气称为“正谊的火气”，就是以为正义在自己一方，不客观、不公正地否定不合自己观点的学人。在《胡适书信集》里，他也称之为“正谊的火气”，多次说到。在1961年与苏雪林的集中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胡适这样批评别人，其实他自己也产生了“正谊的火气”，把清代大学者全祖望当作剽窃者，处处只看到全氏在《水经注》的研究、整理上是一个小偷小摸、作伪高手。这时，其他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现在回到我们所谈的题目。作为一位普通读者，非“业内人士”，我就看不出那篇《访问记》对钱钟书先生有什么不恭之处，它能毁谤了钱氏的什么，采访者伪造这个采访记录能得到多少好处。我希望有专家来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