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的正是郑敏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可是她依然显得精神矍铄，一点也没有像她这样年龄的老太太所常见的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更令人瞩目的是，她具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以及作为女诗人、女学者所特有的不俗的气质和优雅的风度。
我跟随她走进客厅，像一般大学教师宿舍一样，郑敏先生的家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名贵的摆设，而是显得简单、朴素和整洁。此刻，家中就她一人，她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
我向郑敏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她表示感谢，说她身体和精神都不错。我真诚地祝她健康长寿。
我很快将话题直接引向诗歌创作和现代主义。请她谈谈她的看法。
郑敏先生告诉我，她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诗。那时，正是“九一八事件”之后，她全家由北平迁居南京。教她国文的女教师是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这位女教师向学生强调刻苦自学和独立思考。在她的影响和引导下，年轻的郑敏开拓了阅读的视野，开始接触西方文学。《世界文库》是她痴迷的读物。《简爱》和《冰岛渔夫》是她特别喜爱的两部小说。当时，她最喜欢的诗人是徐志摩、陈梦家、废名、戴望舒。她觉得他们有真正诗的感觉。她喜欢徐志摩的短诗，陈梦家的诗她认为也很好，废名的诗具有一种类似佛教的哲理，而戴望舒的《雨巷》更是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9年到1943年，郑敏就读西南联大。她主修哲学，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郑昕先生的康德和冯文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等课，所给予她的东西方的智慧已深入她的潜意识，成为她一生创作与思考的源泉。由于她对文学的兴趣，她还选修和旁听了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以及冯至先生的歌德。在西南联大的这几年学习，决定了郑敏先生一生诗歌创作和治学的道路。这些课程丰富了年轻的郑敏的想象力，使她走进了中外文学的殿堂。昆明又是这样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她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里开始的。她提到她发表的第一首诗是《晚会》，此外，她写的《鹰》、《马》等诗都是取材于“昆明蓝天上和入暮小巷里的实物”。而她认为最满意的代表作是长诗《寂寞》。在教她的老师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冯至先生。
说到冯至先生，郑敏先生满怀敬意。她说是冯至先生把她领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她听冯至先生的德文课，听他讲歌德，介绍里尔克，深深为之吸引。她又读了冯至先生的诗和翻译，她特别喜欢他的十四行诗，以及他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年青诗人的十封信》。她认为冯至的十四行诗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了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她说冯至先生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而冯至的那种沉静的、爱好冥想的诗风，对于她诗歌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年青的郑敏把自己的第一本诗稿请教于冯至先生，冯至读后，给予她充分的肯定和很大的鼓励。从此坚定了她一生走写作和诗歌创作的道路的信心与决心。在袁可嘉、张同道编选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收录了郑敏先生的《诗集1942－1947》。在这62首诗中，可以明显看出她受里尔克的感染和影响。
l948年，郑敏先生赴美国留学，在布朗大学攻英国文学。1952年获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郑敏先生更多接触了庞德、艾略特的作品，这对她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在七年的留美生活中，有一件事令她永远难忘。那是她到美国后的第二年，她收到巴金先生从国内寄来的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说起此事，郑敏先生至今对巴金先生心怀感激。她感谢当年的出版家巴金先生对当年还是青年诗人的自己的提携和爱护。
1955年，郑敏先生回国。随着知识分子队伍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风暴的冲击，60年代初，她被指控“反修立场不坚定”，而被调离她所热爱的科研岗位。与那些惨遭迫害，甚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她还算是幸运的。可是对她说来，最大的不幸是停止写作达30年之久！所以郑敏先生把1979年作为“在历史的新地层上开始写作”的一年。正是在那一年，她写了恢复写作后的第一首诗：《诗啊，我又找到了你》。从此以后，她的被压抑多年的创作能量逐渐释放出来，写了200多首长长短短的诗。1986年，她出版了诗集《寻觅集》，该诗集荣获全国作协及《诗刊》社1987年最佳十册诗集奖。l99l年，她又出版诗集《心象》和《早晨，我在雨中采花》，2000年出版了《郑敏诗选》。人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中到上世纪末，是郑敏先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可谓向晚愈明。她晚年的诗作依然保持她青年时代形成的风格典雅而洗练、爱好冥想、有极丰富想象力的特点。而她的组诗十九首《诗人与死》正是最好地保留了这种深远的幽思的诗风，且为诗坛所瞩目，并受到好评的成功之作。这组诗是十四行体，又称“商籁体”（sonnet）。众所周知，冯至最擅长写十四行体诗。作为冯至的高足郑敏，驾驭这种诗体自然也得心应手。这组《诗人与死》是为悼念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的死而写的。郑敏先生曾经说她写这组诗“受里尔克的影响很深”，“关于死当然是里尔克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她那首奥菲亚斯十四行诗，本身就是关于一个小女孩的死。我这首诗写的时候意图是讲诗人的命运，在我们特有的情况下我们诗人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时还有我对死的一些感受。”（徐丽松整理：《读郑敏组诗〈诗人与死〉》，见《诗探索》l996年第三辑）里尔克除了郑敏所提到的奥菲亚斯十四行诗以外，他那著名的长诗《杜伊诺哀歌》也是以死为主题的。所以郑敏接受冯至、里尔克的影响，用十四行诗的形式来写哀悼唐祈的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非常适合的。虽然郑敏是出于悲痛、义愤、不平写这组诗的，但是形诸诗中却表现得异常沉静、镇定。读者可以从这沉静、镇定中感觉到诗人内心的愤懑与不平：“让一片仍装满生意的绿叶／被无意中顺手摘下丢进／路边的乱草水沟而消灭／无踪，甚至连水鸟也没有颤惊”。这里的“绿叶”既是诗人唐祈的隐喻，他又是“九叶”中的一叶，所以有双重含义。如此温婉地描述一幅甚至常可见到的情景来表达她内心的愤怒和不平。这正是郑敏“冥想的创作路线”的本色。
在“九叶诗人”中，坚持创作和理论的双重写作的有三位诗人：袁可嘉、唐氵是和郑敏。袁可嘉先生在理论上的贡献是介绍引进西方的现代派。唐氵是先生主要致力于九叶派诗人研究和作品评论。而郑敏先生则偏重于对现代诗学，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研究。1979年，郑敏先生开始对二战后西方思想的发展深感兴趣。她认为，60年代是西方思潮步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分水岭。她从读当代美国诗开始，进入美国的后现代诗学，而后又从诗学进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论，特别是后结构主义。郑敏先生说，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学术历程，大大开拓了她的视野。她由此对语言、文学、历史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关于广义语言和诗的论述，使她从柏拉图、康德走到20世纪的解构观，从而重新认识了东方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的现代价值。她因此激发了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极大热情。她说她最感兴趣的课题是在现代精神中重新解读我们自己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她认为，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和西方的解构主义，以及最新的原子物理学对宇宙的观察，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认识到中国古老的哲学有直观的智慧。中国古代的哲学所使用的直观的方法与西方用逻辑思维的治学方法不一样。为了了解当代西方思潮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作为诗人、人文学者的郑敏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开始饶有兴味地研究起自然科学来。她研读了一位当代原子物理学家卡普拉（F.Capra）所写的《物理学之道》。在这本著作中，卡普拉提到当代名物理学家海森柏格（W.Heisenberg）等和他本人一样认为，通过新物理学的成果获得的新的宇宙观与牛顿的机械宇宙观不同，而与中国古代道家老庄的宇宙观有相似之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物质不过是一束能，而整个宇宙都在时刻不断地变化着。这种不同于牛顿时代的新的宇宙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这种新宇宙观认为宇宙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与中国古代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上篇道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下篇德经》）有相通之处。此书名《物理学之道》，这“道”即中国古代道家之道。郑敏先生说，由于亚原子结构的发现，改变了对宇宙的看法，也改变了以往的旧的观念，即认为人可以客观地观察自然。新的概念则认为人在观察自然时，事实上是个参与者。因此，人类任何对自然的观察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并不存在绝对真理。
郑敏先生说：“我发现当代解构主义思潮恰恰反映了这种新物理学的宇宙观，也是强调要变化，有生于无，以及绝对真理的不可掌握。”她以为卡普拉和德里达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哲学和文化，而我们中国学者更有责任研究包括老庄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研究中国古老文化中所蕴含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智慧。对中国人文学科而言，21世纪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准备中华古老文化的文艺复兴的来临。为此，从1979年开始，她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发表了有关诗论和解构文论的文章50余万字，分别被收入《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和《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两本论文集中。
听了郑敏先生这一番自述，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总算迎刃而解了。原先我不明白，郑敏先生从年轻时就深受西方文化哲学的影响，后来对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她又从事着美国现代诗歌的教学，在学术界有些人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为时尚，并大力炒作的情况下，按说最有资格与资本炒作的郑敏先生，何以反其道而行之，反而不顾受到某些人的诘难，大声疾呼要尊重中华古老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呼唤中华古老文明的“文艺复兴”早日来临？现在我明白了，郑敏先生熟谙西方哲学和文论，因而能科学地认识其价值，并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从而更有利于振兴中华文明。这与那些仅学得一些西方哲学和文论的皮毛，辄浅薄地炒作和卖弄的人相比，何啻天壤之别！
晚年的郑敏先生显示了深厚的知性与语言功力，无论在创作和理论上都能做到深入浅出，寓深奥于平易之中。我读过她的学术论文，文中的诗学命题都是相当抽象和深奥的，可是她却写得平易近人。十分好懂，可读性很强，硬是将非常深奥难懂的道理，用极为平易晓畅的语言阐述得清楚明白。她的诗也是如此，从不故弄玄虚、故玩深沉，而是言近旨远、平中有奇。
在“九叶诗人”中，郑敏先生的“写作状态”是最好的。她思维活跃而敏捷，无论是创作还是学术，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来说，实在难能可贵。就在我即将结束访问时，郑敏先生对我说，她要继续写下去，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我想，郑敏先生的勤奋精神对年轻诗人和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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