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张海迪的《绝顶》发行到5万册，开始时有人怀疑这样昂扬正气的作品能否有市场，看来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作品；张者的《桃李》受到广泛的关注，比较多的关注来自校园和作家、学者，杨绛和王蒙也发表了看法；阎真的《沧浪之水》是去年的作品，但是今年上半年开始走红。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1年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恢复评选，在2002年推出后很受欢迎。继《哈利·波特》之后，我们又出版了“星球大战”系列图书。另外今年推出“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版本、校注均为国内学术界公认的最可靠最具影响力的“名注名译”，充分体现了名著的文化含量。
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李锐的《营城故事》，用比较简练的语言写辛亥革命前流产的一场暴动，已由马悦然翻译到瑞典；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何顿的《抵抗者》、墨白的《欲望与恐惧》、野莽的《纸厦》、方英文的《落红》、殷慧芬的《与陌生人跳舞》、李伯勇的《寂寞欢爱》也受到关注，今年还出版了一部被评论家称为“汉民族的首部神话史诗”的《黑暗传》。上半年反映比较好的基本是这几部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郏宗培：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当时曾引起各家出版社抢稿热潮，目前已发行十多万册，同时收入“收获丛书”，陈心豪的《红色康乃馨》之后又推出《蓝色马蹄莲》，与电视剧同步出版；刘平的“档案小说系列”在推出《走私档案》、《内部档案》之后今年又推出了《联署档案》。严歌苓的《扶桑》、严力的《魔语的遭遇》和《遭遇9·11》、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都是反映在美国的华人生活的作品。
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臧永清：今年上半年出版了《省委书记》，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大，从5月份上市至8月初已发行22万册。洪峰的《中年底线》、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作为“布老虎”的品牌，探讨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给文学界带来不少震撼。山飒的《围棋少女》也是今年重点推出的作品，有评论家评价她的作品超过萧红，是一部令人惊喜的作品。
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杨德华：上半年推出的主要作品包括：周梅森的《绝对权利》，这部作品揭示了权利的核心问题：权利属于谁？小说本身叙述环环相扣，吸引读者阅读，目前同名电视剧也在拍摄之中，由唐国强和斯琴高娃主演。孙晶岩的报告文学《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关注鲜为人知的角落，对犯罪过程及心理的分析很有特点。卢苏宁的《利益取舍》、车弓的《名利圈》、张成的《金雾——庄家龙虎斗》都是重点推出的作品，走势不错。另外赵波推出两本新书：《谈一个维他命爱情》和《口香糖生活》，都是中短篇小说集。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已发行了30万册。
雷达：今年上半年还是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比如张洁的《无字》，倾注了作家生命的激情和深刻爱憎，是长期酝酿和打磨出来的作品。张懿玲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把民间语言和知识分子的语言、流行语言和书面语言结合得很好，作者不是职业作家，但投入了很多感情和刻骨铭心的体验，很耐读。张者的《桃李》描写大学生活，风格上有所追求，让人想到《围城》，引起广泛关注并不奇怪。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和朱秀海的《音乐会》在军事题材的小说中开了新生面。关注弱势群体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尤凤伟的《泥鳅》关注弱势群体并写得很有力度。党益民的《喧嚣的荒原》和李伯勇的《寂寞欢爱》都是写乡土的家族题材，都比较凝重，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民族的性格，各有特色。张炜的《能不忆蜀葵》、莫怀戚的《经典关系》、潘婧的《抒情年华》都是写当代知识分子，《能不忆蜀葵》的文本和语言都很见特长；《抒情年华》带有一些怀旧色彩，但写出了新意，《经典关系》融注了巴蜀文化的特点。报告文学领域中，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是很有震撼力的一部作品，反映人民疾苦和心声，主题重大。
孟繁华：今年上半年应该说是小说创作丰收的时节。我的个人阅读范围有限，但觉得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比去年同期要多。比如王曼玲的《潮湿》、张者的《桃李》、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姝娟的《摇曳的教堂》、党益民的《喧嚣的荒原》、潘婧的《抒情年华》、张抗抗的《作女》、虹影的《阿难》、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张懿玲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我曾写过《长篇小说风光不再》一文，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成熟必然伴随着衰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现代长篇小说在20世纪初兴起，在20世纪末最成熟的时期开始走向衰落。这一判断不是说长篇小说写得不好了，而是它被其他消费性的艺术形式比如影视、MTV、VCD或其他时尚性的大众传媒所替代。但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没有好的长篇小说出版，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整体艺术水平就有新的发展。比如《经典关系》，我认为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一部杰作，因为越是大家都熟悉的生活越难写，越难讲得精彩，但是莫怀戚通过细节的描述，把师生、夫妻、父子、情人等各种关系背后隐含的新的危机表达得让人惊心动魄。张者的《桃李》把学院过去神秘或清纯单一的生活世俗化，反映了今天世俗生活对院校有力的渗透。潘婧的《抒情年华》把诗人人格的分裂揭示得十分深刻。潘婧不是民粹主义者，在她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白洋淀的旖旎风光，而不是曾经教育过她的农民。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把特殊年代青年人内心的苦闷气息逼人地写了出来。王曼玲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对于人物之间危险关系的处理，体现了作家想象力和处理艰难题材的能力。《西去的骑手》写得粗悍磅礴，是红柯的一贯风格。在文学和批评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甜蜜的时代，红柯的作品带来西部强悍的风格，具有男性的雄风。张抗抗的《作女》追问的是人到底要什么，到底追求什么。她“放逐”了“作女”，这一处理令人感到很有意思。文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是艺术性，作家不是先知，但能带给我们更多值得思索的东西。
我不满足的可能还是艺术处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很多小说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有极大的相似性，“放逐”人物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这是转折时期小说共同的方式，比如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贾平凹的《废都》等。2002年上半年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几乎都是这一模式。这又反映了小说创作的某种局限性。
周政保：今年上半年小说界的长篇创作情况，就我接触的小说看，有陆天明的《省委书记》、李洱的《花腔》、张者的《桃李》、郭富文的《战争目光》、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张海迪的《绝顶》、张懿玲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党益民的《喧嚣的荒原》、潘婧的《抒情年华》、刘醒龙的《弥天》、查舜的《青春绝版》、贾平凹的《病相报告》、李锐的《营城故事》、南豫见的《谎言如歌》。上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相对前两年现实性或现实感增强了，倒不在于题材上都写了现代的生活，而在于小说内容渗入了刺激现代人联想的东西，这是能沟通读者的关键。有很多所谓的现实题材，现实感不强；有些历史题材的作品现实感反而强烈，再加上小说家都比较注重故事性，两者结合比较好读。郭富文的《战争目光》，里面写到的矛盾并不局限于历史或军队，而是普遍存在的，非常真实可靠地推到读者面前，其实写的都是人的一种困境，文学化的程度非常高。
白烨：总体来看，上半年的长篇小说，有分量的作品相当不少，不同写法的作品也较多；感觉上很有长篇小说丰年的势头。较有分量的作品，就我的阅读所及，即有张洁的《无字》、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张抗抗的《作女》、李洱的《花腔》、张者的《桃李》、尤凤伟的《泥鳅》、党益民的《喧嚣的荒原》等。这些作品中，有的凝重，有的浑厚，有的凌厉，有的冷峻，都在作家的独特发现和独到叙事之中，表现出对于历史或对于现实的思考的力度和观察的深度。其中的一些作品，是作家多年生活历练与艺术打磨的结果。半年间，便相继看到这样一些值得一看的力作佳构，应该说是令人大喜过望的。
上半年的小说创作，也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反腐”题材与官场小说衍生出了一种以直面现实的名义，实际上是在炫示官场腐败与人性黑暗的写作。这类书搭乘着“反腐败”的大车横行于世，发生的作用相当恶劣。
还有就是，问题少年写作的趋热走俏。这类书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娃娃》。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另类少女的另类生活纪实，作为现实一种也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但一些人却在很多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什么以“奋不顾身”的写作表达“奋不顾身”的生活等等，结果使得一本不该畅销的书畅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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