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疯狂的君子兰》、《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等作品至今为人称赞不已。声名鹊起之后她放弃在北京人艺做导演的机会赴美发展，以“第一个骑自行车旅行中国大运河的女作家”入英国名人录，此旅行写的《在路上》印象派作品入欧洲出版的“世界作家冒险旅行丛书”。
在通过几次邮件之后，我们有了两次越洋电话。
先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好吗？
1969年夏天，我到黑龙江农场当工人的头一天，下着雨，烂泥陷到膝盖。女工们在井边冲着长统雨靴的泥，嘻哈笑着，我突然自问：难道一辈子也就这样度过？那时我不到16岁。18岁当兵时，跟以入党、升级、嫁干部为目标的女兵们混在一起我也这样自问。 这是我的创作——寻找自我生命方式的动机。然而，发展成绵绵不绝的所谓“道路”，却十分缓慢。20岁作护士，在一条病房走廊来去5年。 当护士时，作为北京医疗队员，我在西双版纳为少数民族防治疟疾工作一年。山寨茅草棚，蜡烛底下，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在“高大全”而无创作自由灵魂时代，我的想像也没跳到哪去，不过开始用文字作风俗人情素描。也就是这时，我遇到我头一个丈夫，边远省城的画家。那段婚姻以惨败——大胜结束。凡是一个女人在情爱、性爱，在欺骗与忠诚，包括自虐和像怨妇一样的深痛种种，尽你的任何想像都不过分。我于是写了《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中篇小说。那不是处女作，也不能说是自传小说。我的跌跌撞撞的创造道路，也许能用这作品当路标。在那个男女老少人人居然都读小说的“文艺复兴时代”，我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机会被同代人注意，人说我写出了新价值观，写出了心理学、哲学层面的东西，同时，被全国大报批判，这招来好多作家羡慕——写了半辈子没人理睬！我以优秀的导演系成绩大学毕业，但是没单位敢要我，连考研究生，老师都不愿意看我的卷子，因为都不敢带我。所有遭遇都因为我走上了自己的创作之途。 虽然我的作品，比如《北京人》翻译了15种文字，上过纽约时报书评版，虽然我有6部作品在法国出版，虽然我的创作活动包括：写作，导演，广播，表演，设计，拍摄……坦率检讨：我至今都在怀疑，我究竟是个真有创作性的工人，还是个手艺马虎蒙人的伪造匠？
您提到正在写《我的好莱坞大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目呢？有什么触动吗？您说这是对高尔基《我的大学》遥遥致礼？
今年初，我出了一本随笔《流浪世界的方式》，读者来信多是新生代，向往兰波式“生活在他方”。问我如何到国外念书，怎么到外国念电影？不少人告诉我，想拍自己的电影。而我刚好在写一本关于好莱坞里外美国电影是怎么作包括怎么卖片子的书，包括我作项目时和好莱坞的接触。我守着最残酷的好莱坞前沿，在电影（包括电视）底层摸爬滚打，在每一个可能的小项目里钻研，现实的饥饿感让你刨尽材料。 高尔基是我11岁到13岁时通读过的作家（翻译过来的他的全集）。他有个戏名叫《底层》，把《我的大学》的内容也表达了。我这一代人，从少年到今天，从在中国到走世界，一直自学着。我不能确定我今天的欣赏力离当年高尔基有多远了？我也不知道，提示我这本新书名的新生代知道高尔基吗？
从国内到国外，您对于自己的发展有没有计划性？作品的风格是否有所转变？
缺计划，有本能。到35岁时，我似乎已经作完当时我能作的。我写了女性心理小说，侦探小说，黑色幽默短篇，和大型口述历史。同时我作导演本行干戏剧。我在中央电视台作主持人，用自己骑自行车走运河即兴开说，据说是第一个外来主持人。同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普通人》广播剧主持人。我还在天津文艺台说书，拿自己的侦探小说每天连续播讲。我也为电影导演们写剧本。 我是下次不能用上次的方法写作的。人说我是“浪费才华”。我也知道自己很不会精打细算，把自己切成小肉丁，泡成胖大海，合算地一点点出卖。我只感觉自己是在重复，不是重复自己，就是重复外国的——人家早作了，不过你没机会看见而已。我并非完全没计划，不都在“疯狂”的创作本能里。我有一种清醒的悲哀感。可能是这种感觉使我宁愿流落在各种文化之间，失去所有“过去”无所谓。
多数作家只是对文字感兴趣，很难得您对经济和金融那么有见解，可以为电台和报纸撰写新闻背景分析和时事问题报道——只是爱好吗？
可能因为几个原因：好奇心加算术心。任何一个问题，朦胧在眼前，对我来说仿佛一道数学命题。我只正式上过小学6年，我必须用我的逻辑推导方式——写一下才觉得清晰一点。眼下美国财经记者都成了明星作家，文章爬上头版，而我一直高度关心世界经济活动。“新闻”、“经济”字眼，在文学编织中，会是相当有质地，甚至华美的材料。 人在如何活着，是我的艺术创作之本。我关心华尔街在干什么，研究下个月联邦储备局降利。连我都对自己说，这跟你的纯艺术创作一点关系没有，然而这些跟我目前内心的深度困惑有关。美国“9·11”事件后，人人都有鲜明的情绪立场。我得在“全球一体化”这个物质交易世界中寻找个人生存的立场。我不是在说“终极关怀”大话题，这是自己的生命究竟为什么活着、“创作着”的每日问题。 我关心经济，也和生活焦虑有关。从少女时观察到，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一直自觉躲避“柴米油盐”烦恼，方法是，当个清贫的单身贵族。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丈夫，完全没地方躲了。这里所有重大经济变数都能立即跟普通人的利益紧密连接。我至少得学会料理。这是坏事，也是好事，使你作创作项目时更会替出资人精打细算，把事作得尽量周全彻底。
顺便问一句，您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在国外的生活很适应吗？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国外的生活情况？
我是1988年底到美国，我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是康奈尔大学东亚系教材之一，我去作访问学者。而我到了需要改换目光的时候。我不甘心等着转译，以井底之蛙的想像，永远异国情调着材料。 我对带血丝的烤牛肉和饺子一样赞赏。开车，是美式骑马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这个一向节奏飞快的人，感觉出差距。开着车，听着蓝领摇滚，好像和他们一样逍遥，其实，我内心永远紧张，永远不习惯。 今天恰是一个平常而典型的日子：早上从草地捡起两份报纸，看头版；写电影书一段；和制片人在国际长途上讨论剧本；跟代理人在电话上讨论房屋再次贷款（最近房屋是美国人最后的投资堡垒了）；开车去游泳；在路上检讨写过的内容，听着电台新闻；开车去投票；一边做晚饭（意大利面条加烤鸡和豆腐），一边跳着看新闻……。 也许我更是分裂的，我发现自己不能专心只作一个创作，必须同时干两三个活儿才有活力。我写着剧本，想着如何改书，同时画画。
除了您所说的读美国电视讨论秀的方法和历史图书，您还关注什么书呢？
正在看科幻小说。看华尔街70年代最大兼并案。看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录。看跟美国电影历史现在沾边的各种书，包括德国人的，法国人的。重温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据说您也是各地出版的“经纪人”，能谈谈做经纪人的感受吗？
说“经纪人”过头了，不过，我是第一个给中文世界介绍《哈里·波特》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还干过一些。我发现《魔戒》可能也是最早的，我惊讶这本西方流行的书我完全无知，赶紧给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朋友打电话问我们翻译过没有。我们共同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也是我作“经纪人”的感受：东西方都不拥有对“世界文化”的全部认知。最近去欧洲时，我把三联作的《良友》带去了，拿给德国作家和法国的翻译看，人人都对中国目前出版水平之高十分惊讶。
谈谈您的计划好吗？有什么近期的或长远的打算？
最近在写一本自己是怎么自学美国电影工业的书，年底才交稿；同时还在写电视剧。我这样玩着命，纯是为了挣钱养活自己作电影。你自己到底行不行，只能干出来才算数。一切非常非常实在。干艺术，首先是当工匠。自然，如今认真当工匠的不多，而会说大话的非常之多。我不愿意与这类人混同。埋头苦干比较好。我在挣扎，是自我艰苦的，但是愉快地，一日日干活。然而，一切都还远在途中。
目前张辛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乔治亚大学比较文学系作访问学者，曾在法国文化部做访问学者，任DVA文化公司副总裁并艺术总监。刚到美国的时候，康奈尔大学的夏志清教授不无担忧地警告张辛欣：你以后很可能是张爱玲的结局——隐居，与世隔绝。张辛欣在美国的确部分地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她不但没有与世隔绝，反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贴近地拥抱这个世界：写小说，写影评，去好莱坞拍电影，去电台做撰稿人和播音员……
孤独对张辛欣来说，也是一种美感。在一般人以为快乐的地方，张辛欣感觉不到快乐，她也不在意一般的快乐感，而只追求绝对快乐的过程，这种快感，就是不断进入各种创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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