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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博伊德（1893－1972） |
与其说马丁·博伊德的代表作《露辛达·布雷福特》（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女主人公露辛达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典型的文化弃儿形象，倒不如说博伊德本人是一个精神流浪者。这个拥有世界地位的小说家出生在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艺术世家，非但父母都是出色的画家，亲族中更有许多享有盛誉的建筑师和雕塑家。而他本人，“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四年，有四年在法国，十年在意大利”，这样的家世和经历为博伊德的小说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开阔视野。不过，不管是在英国还是意大利，抑或是他的故乡澳大利亚，博伊德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自传《喜悦的日子》里，博伊德说，“这些人感受到了一种孤寂，对他们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流放地”。
这是一个个性复杂的小说家：智慧、仁爱、友善，然而颇为保守。他坚守自己严肃的写实主张，致力于写最熟悉的生活，因此，战争，就像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一幕一样，也成为博伊德小说的中心。博伊德无庸置疑属于被一战改变了命运的一代人。他在内心深处是和平主义者，但还是在1915年加入英国军队；尽管厌恶战争，博伊德小说中的一战却从来没有惨烈的色彩。
博伊德用轻喜剧的叙述方式写战争前后的贵族和爱情。这种方式源自他有闲阶层的家庭、教育与周游方式，同时也是因为，他本人怀着对和平主义的梦想，以博大的胸怀冀望寻找人类的共同点，在大文化的背景上理解充满矛盾与痛苦的现实世界。也正因此，客居异国五十多年的博伊德不但不像其他“异乡者”那样富于批判和讽刺精神，或是投以刻薄和冷漠的目光，甚至，他要比绝大多数呆在本土的作家都更宽容。博伊德只是以俯视的向度，带着贵族式的、上流社会的理想主义，对战争的悲剧和人生的苦痛做着温柔的批评。在身为流浪者的时候，他对澳大利亚及所代表的一切是否也隔着厚厚的屏障？无论如何，博伊德是在抛弃大喜大悲，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饱满的精神家园保留最后一块寄居地。
露辛达是富有牧场主的女儿，生来沉静、敏感而富有魅力，与年长她14岁的业余建筑师托尼彼此钟情，贪慕金钱与地位的母亲朱莉娅却扼杀了爱情的种子；恰在这时，总督副官雨果闯进了露辛达的生活。对露辛达来说，一切烦恼都始于婚姻。露辛达同雨果婚后来到英国，发现丈夫不但挥霍，而且痴迷于以前的情妇，失望之余她同雨果的朋友帕特发展了情爱关系。而正当她考虑与雨果离婚时，雨果在一战中身受重伤，露辛达不得已而照料他。后来雨果去世，自由的露辛达却不再拥有帕特的爱情。露辛达的儿子斯蒂芬在爱情上连遭挫折，二战爆发，他因拒服兵役入狱，并遭到严厉的体罚，郁郁而亡，这个贵族家庭从此失去了后裔。小说讲述露辛达一家四代人的命运，然而着眼点始终在露辛达身上，要由这个唯美的生命的幻灭折射自己的审美理想。
她似乎觉得，人的生活，只有同往昔的美和悲剧联系起来的时候，譬如此刻的音乐和这个家的变故，才具有丰富的质地；人只有领受悲剧的背景，其愉悦才变得文明。
这正是小说家——称他为艺术家似乎更合适——要说的，对着现实人生，在无法逾越的悲剧面前实现精神的平和超越，这是人类走向文明、世界走向大同所要经历的必然，也是终极和恒远的美。
这样的小说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你没法不一口气读完它。我指的不仅是博伊德小说浓厚的轻喜剧色彩和他对细节的严谨使得小说非常有可读性。《露辛达·布雷福特》主要的阅读趣味在于含义丰富的象征性，读者在读生活化的故事，更是在轻松阅览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之间的百年历史风云。澳洲牧场上的松宅是生命力的象征，死气沉沉的英国贵族住宅则意味着精神的死亡；露辛达家族失去最后的后裔，暗喻着英国贵族无可避免的败落；在英国漫长的后半生中的沉闷压抑与在澳大利亚奔放热烈的爱情的对比，特别是露辛达本人追求与失落、沉浮和哀乐的痛苦经历，更在侧面勾勒出新兴的澳大利亚的崛起和老牌英帝国悲凉的谢幕。所有这一切富有韵味的象征，都是在阅读中缓慢地然而清晰地感受到的，这也得益于黄源深先生的传神译笔，用原汁原味的风格表达博伊德对历史优雅的描述与建构。有鉴于此，《露辛达·布雷福特》便不止于传统的战争或爱情小说，而具有了沉淀和观照历史的厚重的质感。
博伊德因《露辛达·布雷福特》而声名鹊起，但实际上，尽管英国评论家热情地赞其为“20世纪三部巨著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博伊德才被他祖国的读者真正理解和接受，成为澳大利亚少数几位世界级作家之一。博伊德小说的跨国界性和游离色彩曾经招致非议，但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它却是那么切中肯綮。归属感的缺失也好，生存错位也好，边缘人已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博伊德的眼光也愈发令人感到亲切舒适和意味深长。
因为我们现在都明白自己是异乡者，身在他乡不过是形体的游历，而就心灵而言，生活永远是在别处的，露辛达·布雷福特的每一天都是我们正在其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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