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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正值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专印文学作品的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Straus＆Giroux，FSG）之创始人和新任主席罗杰·斯特劳斯，在法兰克福一家私人酒店的餐厅，为大约25人举办了一次晚餐会。在他落座开吃牡蛎和鹿肉之前，85岁的斯特劳斯微笑着踱遍房间，他带着懒散的魅力，手插在口袋里，时而老腰微挺，好像要唱《飞向月球》（译注：一首很有名的老歌，1950年代弗兰克·辛纳特拉演唱的版本最为有名）。他身穿高级双排扣条纹西装，卷曲的白发从脸上滑过。他以双手抚肩欢迎男宾，对某些女客，则连施三吻：两个脸蛋各亲一下，脑门上再来一口。无论男女，他开口总是一句：“嗨，宝贝儿！”
斯特劳斯是老出版业的象征，较之今日，似乎更单纯，更具豪侠之气。他的客人皆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出版商——一位英国编辑称他们是“诺贝尔小分队”，气氛轻松随意，却也礼数周全。“欧洲文学的一半代表都在这桌子边上了，”一位来宾说。她接着略显郑重地说：“如果你接到这张请柬，你便已身登奥林匹斯圣山，从此已无处可以高攀。”只听餐刀轻击酒杯，大名鼎鼎的德国文学出版社苏康（译注：Suhrkamp，1950年由彼得·苏康在作家黑塞的提议下创立，是目前德国影响最大的人文科学书籍出版社）的头儿齐格菲·安塞德，起身向斯特劳斯敬酒。他大概与斯特劳斯同龄，看似一个穿着丧服的职业拳手。“当我们相逢，就一直想弄明白，莫非别人都是铁石心肠？”他慢吞吞地说道。斯特劳斯给全体宾客来了个饱含深情的飞吻。意大利菲屈奈利（Feltrineli）出版社的总裁，也是该社激进的百万富翁创办人遗孀的英格·菲屈奈利，充满钦敬看着他。“很久以前在纽约我就结识了罗杰，”她操着口音很重的英语说。“他看起来就像大人物盖茨比。他与布鲁克斯兄弟的（译注：源自纽约的男装品牌，以休闲风格闻名）那种味道截然相反。他是我遇到的极品男人——绝对时髦，性感。瞧那袖扣的尺寸，还有那领带……”为了更好表现他那宽领带的光彩夺目，她将双手放在颚下，做了个夸张而翻卷的动作，“有一次，我们吃午饭——（他穿了）浅棕色，一件浅棕色的开士米茄克。我摸了摸，说：‘罗杰，你真是棒极了。’吃过午餐，他还去帮苏珊·桑塔格寄信。她老有这种活儿。你知道，他是个很会疼女孩子的绅士。”
尽管罗杰·斯特劳斯的公司现已转为德国最大之一的媒体巨头所有，但他仍然扮演着独立的美国出版商的角色，这一点虽然奇怪却令人信服。自20世纪60年代起，绝大多数美国出版社都已落入跨国公司囊中，作为艾萨克·辛格、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约翰·麦克菲等人的出版商，严守公司所有权的斯特劳斯，已经成为足以振奋挣扎中的书业的人物，让记者们津津乐道。然而，到了1994年，在放弃了他那不愿延续其传统的儿子罗杰·斯特劳斯三世之后，斯特劳斯宣布将FSG售与格奥尔格·冯·霍茨布林克出版集团（Gerorg Von Holtzbrinck Publishing Group），该公司位于斯图加特，在欧美拥有八家子社，包括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圣马丁（St.Martin's）和斗牛士（Picador）。斯特劳斯继续执掌FSG，自1946年他一直经营着该公司。不过，让他的朋友和几个敌人大为惊奇的是，不知何故，他还继续勇于担当着美国出版业反合并的象征。FSG外表上的独立，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冯·霍茨布林克的不干涉风格，但也特别反映出斯特劳斯所扮角色的诱人魅力（和商业价值），也反映出在当今世上，他的地位是如何难以撼动。他这些东西从未改变：宽领带和淡紫色的短袜，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随笔专栏作家那种轻浮、易信的作派，对美国出版业新格局臭名远扬的冷漠态度（“所谓媒体巨头纯属一派胡言，狗屎不如”），进行专业报复的各种插曲，以及位于联合广场的自命不凡却摇摇欲坠的写字间。斯特劳斯仍然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绅士出版家”。
（斯特劳斯出身不俗，他母亲娘家姓古根海姆，出自一个大名鼎鼎的犹太富商家族。斯特劳斯1939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娶青梅竹马的女友桃乐茜为妻。二战期间受雇于美国海军，帮助打理海军与出版界的公关工作。战后他决心创办自己的出版社，理由是“报纸只能包鱼，而书却可永远保存在图书馆里。”1946年，29岁的斯特劳斯与合伙人约翰·法劳一起办起了法劳·斯特劳斯出版社。另一位主要出资人范·艾伦，因其家族耻于将其姓氏与犹太人并列，而未将名字列入新公司的名称。 斯特劳斯迈入了纽约的出版世界，当时那种规模不大，名头却很响的文学出版社至少还有一打：斯克里布纳、克诺普、Rinehart、Hartcourt、Brace等等。他说，“引起我兴趣的——是如何去卖好书。”斯特劳斯的勤奋和擅与人沟通的本领终于获得了回报。
在法劳·斯特劳斯公司成为美国最好的文学出版社之前，它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美国出版社。公司推出的第一本书是《美国佬：部队的战时故事》，这是一本摘自部队杂志《美国佬》的文章选集。不过斯特劳斯更喜欢说他们的头一本书是《两个海盗》，作者是幻想小说作家詹姆斯·布兰奇·卡拜尔，有篇评论用“三个海盗”来形容此事：“那个家伙写完了，法劳·斯特劳斯还向他索价三美元。”在他们早期的书单中，走中间市场路线的小说和非文学类作品（历史小说，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之类）混杂一处，诸如《按点儿下厨》和《你为何还是单身？》什么的，其意在大众市场。在该公司于1946年秋天推出的第一份目录的前言中，斯特劳斯和法劳写道：“吾等书目概取综合，其主题之选择，或由娱乐，或由传扬，或由励志之期望。吾等将力避既非现实主义，亦非罗曼蒂克之作品。”当时他们在业内媒体上所做的广告，也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广告所宣扬的，或是“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大胆而淫亵的小说”，或是“一个无所不为的男人令人愉快且色味儿十足的回忆录”，要么就是一个“在非洲草原和原始森森中大猎杀”的故事。
“罗杰白手起家，假如你也是白手起家，你也会能弄到啥书就出啥书，”加莱西（FSG的现任总裁）对我说。不过，他们好歹也会磨练一下自己的商业判断力。企鹅集团前任CEO，现在执掌?望（Over look）出版社的彼得·迈耶，回忆起斯特劳斯当时便展示出的“商人的敏感：这与你出什么书，用什么风格，以及怎样出书的本能密切相关。他知道人们现在以及明年想读什么，或是仅仅就是明年一年的胃口。”1949年，斯特劳斯走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棋，他弄到了一本新书，作者是盖劳德·豪瑟——一个深为葛丽泰·嘉宝所推崇的褐肤而时髦的营养学家。这本《更年轻，更长寿》一书论证说，现代的马桶做得太高，且大力鼓吹酸奶和赤糖糊的治病特性——他吹得实在太离谱，终于让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表态说，此种益处被“大大误传了”，并将纽约罗切斯特一家保健食品店中的书一举查封。该书成为1950年的畅销书，头一年便销出了30万本，令法劳·斯特劳斯得以存活。“那就好像是你在给自己印钞票，”斯特劳斯回忆说。
斯特劳斯从未受制于此次或别的商业上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便渴望看到法劳·斯特劳斯的图书目录上出现严肃的作品。在严肃的市场上做买卖，会令他那种理想出版人的感觉得到满足。他说，他一直想成为“一个正统的、重要的、中等规模的出版商。”但是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出版社，它至少看起来要显得很文学化，即便有时它也得为某些不那么文学的东西埋单”，这令他对财务状况的担心与日俱增。“罗杰没有放过到手的机会，”加莱西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便是他最大的机会。”一家文学出版社可以保持低开销——没人指望得到很高的薪水或稿酬，在面对当红作家时，它也有优势，包括那些连国家图书奖也没得过的作家，他们很乐意与一家有高雅之名的出版社合作。（按照斯特劳斯本人的说法，大众作家往往是势利眼。）在私生活方面，斯特劳斯穿着考究的露富作风声名远播，往往让来到他英格兰乡间别墅的客人们感到心旌摇荡。除了衣橱，他很懒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在生意上，斯特劳斯开始感到他自己的经商哲学正在形成，按照前任FSG副主编、小说家里克·默迪充满赞许地向我描述的那样，斯特劳斯“付钱谨慎，而且会把钱包捂到付印前的最后一刻。”出版人的敬业和魅力对他的小气而言，是个很好的补偿。罗杰·斯特劳斯三世指出：“如果你是个作家，有个编辑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你会想，天啊，我死了，上了天了。有个看上你作品的出版人——而且这个出版人还有他妈的自己的公司，就好比吃了一剂春药，可是哪能弄到那么多这样的作家。”
一开始，说服业内同仁将FSG视作文学出版商还真不容易。斯特劳斯回想起，他和两个日后优秀的纽约文学代理人戴缪德·罗素和亨利·沃坎宁共进午餐的情形，他正想法子把他们的作者拉一部分过来。那两个代理人有彬彬有礼地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一本书给你，而不给斯克里布纳、Harcourt或是克诺普呢？”斯特劳斯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我知道了，我他妈的还能干嘛？我知道了，好吧，我到国外去看看。”
斯特劳斯就像个带着口香糖的军需品供应商一样离家远行，在欧洲大大出了一回风头。斯特劳斯行至意大利，搜罗好书，他发现了一部经典之作——《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是卡洛·列维关于自己在3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南部遭政治流放的回忆录。译本由法劳·斯特劳斯于1947年出版，这是该公司首次在高层次读者中获得成功，现在已重印至第31版。
斯特劳斯仍旧每个礼拜去四次办公室，出席每周的的编辑例会，阅读一切。“他参与每项重大决策，”加莱西说，“得不到他的首肯，我就不能签下新书。但是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做的每件工作，我就每笔买卖向他请教。”斯特劳斯说他仍然靠新发现来保持精神的活跃状态。“这便是你早上还能跳下床的原因所在。发现了某个不一般的新作家……这非常迷人。感觉好极了。这是成功，是‘老天啊，我们有事可为，我们有所发现。’”
（到50年代，法劳·斯特劳斯已经在文学作品出版方面小有地位，它出版了列维、莫拉维亚、埃德蒙·威尔逊，以及不久之后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的作品。1955年，罗伯特·吉罗加入公司，担当总编一职。他将大诗人T·S·艾略特带进这家尚处创立阶段的新出版社。大发展的日子到了。随后几年，还有16位作家接踵而至，包括约翰·贝瑞曼、罗伯特·洛厄尔、让·斯塔福、伊丽莎白·毕晓普、弗兰妮·奥康纳和伯纳德·马拉默德。虽说往往是作家跟着编辑换新的出版社，但有时作家们也会追随别的作家。这样，在FSG的作家队伍中，很快又新增了杰克·凯如阿克，汤姆·沃尔夫和约翰·麦克菲等人的名字。）
1960年，克诺普（Knopf）出版社与蓝灯书屋合并，标志着美国出版业大联合、大动荡时期的开始。到1972年约翰·法劳因染病多年而退休时，斯特劳斯正逐步将公司发展成出版业合并的抗拒者。尽管FSG也通过购并建立起自己的小帝国，1960年买入专印平装书的Noonday出版社，1971年购并了学术出版社Hill＆Wang。斯特劳斯成了独立路线的代言人。
相对其他出版商而言，FSG更多从纯粹的编辑角度，而非日后的销售方案出发——某位编辑可以坚持对一部新手稿的看法。出版社始终对不卖座的作家保持信心。该社的书印制精美。它也是首家对滞销书支付版税的出版社。饱含深情地称斯特劳斯为“老板”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其他出版社可比作工厂，而FSG不是出版社，它是我家的延伸。”编辑们从不对作者贴身紧逼。“如果我迟交了书稿，他们从不会纠缠我，”沃尔夫说，“我们之间一直是一种私人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关系。”麦克菲则谈及“一种对细节难以置信的关注，而且他们会与作者分享。”斯特劳斯表现出的虔诚和献身精神，应该说与公司在所有权上的独立有关。“他们在卖书上的劲头不像其他出版社那么大，”艾萨克·辛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说，“但我的书还是在卖。他们待我很好，如果我有个问题要问，我可以打电话给大老板。我用不着去考虑谁才是那儿的主子。”
作为回报，作家们经常为公司审读书稿。这里有个没赚着钱的例子，1980年前后，斯特劳斯请苏珊·桑塔格帮他审读两部小说，一本是萨尔瓦托雷·塞塔所写的《审判日》，另一本是翁贝托·艾柯的《玫瑰之名》。“我说：‘宝贝儿，读一下这两本该死的书，完了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斯特劳斯告诉我说，“她读完之后说：‘你该把它们全买下来。’我说：‘得了，我能出多少意大利佬的书啊？’我说：‘哪本最好？’她说：‘都挺好。’我说‘得了得了，哪本最好？’她说：‘我更喜欢塞塔那一本。’所以我买下了塞塔，放过了艾柯。后来塞塔那本书卖了两千本。我靠！”《玫瑰之名》后由哈考特·布莱思·约万诺维奇出版社出版，在全球销出了1500万册。“艾柯知道这个段子，他常常拿这个取笑我。”
艾萨克·辛格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奖。在随后的17年里，另有九位FSG的作者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捷斯拉夫·米洛什、埃利亚斯·卡内蒂、威廉·戈尔丁、沃尔·索因卡、约瑟夫·布罗茨基、加米略·何塞·塞拉、南丁·戈迪默、德雷克·瓦尔科特和塞默斯·希尼。FSG还拥有另外十位早期获奖者，其中包括艾略特和赫尔曼·黑塞。有个流传的笑话说，斯特劳斯每年12月份都在斯德哥尔摩备有套房。“他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然后说：‘噢，老天爷，我又得去斯德哥尔摩了，’”德雷克·瓦尔科特告诉我。
到了80年代中期，FSG的作家们还赢得了15个国家图书奖和六个普利策奖。1987年，令人尴尬的商业成功出现了。曾受雇于蓝灯书屋，前些年才加入公司，有“五千本编辑”（意指只能销出5000本书的编辑）之称的乔纳森·加莱西，很快让公司的雅名发生了动摇，他说服作家斯科特·图罗，不顾其他出版社30万甚至40万美元的报价，以20万美元将其法律惊悚小说《推定无罪》（Presumed Innosent）卖给了FSG。“比起其他出版社，法劳·斯特劳斯出过更多我喜欢的书，”图罗说。该书在精装书排行榜上呆了11个月之久。《浮华野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于同年晚些时候出版。这令公司很快变成了斯特劳斯所称的“暴发户”。图罗回忆道：“乔纳森给我打电话说：‘又得重印了。想想看，这下我们又能推出三个新诗人了。’我记得他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们能买健康保险，也能给我们的员工做一个利润分成计划了。”办公室也得以重新粉刷。
然而出版业正在发生变革。正如斯特劳斯所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1975年，西蒙和舒斯特被Gulf＆Western购并，后者又并入了派拉蒙，最终被维亚康姆收购。1987年，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买下了Happer＆Row（即今天的哈泼柯林斯）。那些爹妈有钱的公司，可以提前预付远高于预期收入的稿酬，吸引优秀作家加盟。预付稿酬和实际收益之间，媒体巨头和独立企业的开销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虽然渴望在FSG出书的作家们，一直以来都愿意做些经济上的牺牲，但这种牺牲越来越大。
在此期间，代理人开始无所不在。生意越来越得当面锣对面鼓地来谈。80年代末，在斯特劳斯家里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安德鲁·威利向菲利普·罗斯毛遂自荐，罗斯不久就成了威利的客户。“我一直都是付他每本书的全球版权15万美元，”罗杰·斯特劳斯说，“威利说：‘你得跟他签一个三本书90万美元的合同，而且仅仅是美国版权，’我说：‘去你妈的，’他转身就去了西蒙和舒斯特。”
斯特劳斯被激怒了，尽管他已同威利和解，但和罗斯从此形同路人。“我告诉你威利到底是何种货色，”斯特劳斯最近说，“威利是堆狗屎，但他非常聪明，的确是所有代理商中最有智谋的一个。他很好读，他有很好的品味，他很精明，他唯利是图——对一切都是如此——他令自己成为对拉什迪、菲利普·罗斯这样的人来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读过这些人的书，理解他们，也能同他们交谈。”
“他说我是狗屎？”威利随后问道。他想了一会儿，“我是狗屎。嗯，他说的不错。”接下来，他将斯特劳斯形容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想要是还有人对文学感兴趣的话，那罗杰肯定是其中一个。”但是威利也把斯特劳斯称作恶棍，告诉我他的“脾气实在太坏”。威利笑着说，“我总是很高兴跟罗杰交谈，不过，有时他并不爱搭理我。”
罗斯1989年的出走，标志着骚动时期的开始。1990年，FSG高估了斯科特·图罗的小说《证据所累》（The Burden of Proof），印了大约15万本，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需求。衰退期随之而来，企业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减薪裁员。斯特劳斯和吉罗之间的关系，因乔纳森·加莱西在公司里渐握重权而日见紧张。1993年，罗杰·斯特劳斯三世离开了FSG。一份简报指出此事缘于父子之间的“理念不同”。这一措词掩盖了令人痛苦的代沟，而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分岐，即花多大代价在大众市场上重现图罗那样的成功。（儿子想将公司更深地引入大众市场，而斯特劳斯据说在编辑会上对儿子釜底抽薪。）然而父子并未决裂，好像也没有长期不和。
30年来，包括迪斯尼和蓝灯书屋这样的大公司，一直在不断追求FSG，但斯特劳斯始终守身如玉，并为此深感自豪。可是，1994年的一天，斯特劳斯终于拉上儿子去吃午餐，他说：“我准备干了。”罗杰·斯特劳斯三世的出走可能促成了他要出售的决定，但两人都认为，出版业的新环境已使出售不可避免。斯特劳斯不得不为他的作者、员工和三、四十个公司外的股东打算。
他的儿子在午餐时说，“你觉得这样做对吗？”斯特劳斯答道：“我想是对的。”当时他的反应，如果不是特别郁闷的话，也多少有点不同往常。“他没花太多时间沉于往事，”他儿子告诉我，“我想他是希望一切照旧。我觉得，他特别不喜欢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那里面作者和出版人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成分便是钱。”斯特劳斯给他的朋友迪特·冯·霍茨布林克打了个电话，后者当时担任着这家媒体公司的主席，由他父亲格奥尔格·冯·霍茨布林克创立于1934年的这家公司仍为家族所有，所以斯特劳斯知道，他们也会尊重他。“你想玩玩吗？”他问电话那头。冯·霍茨布林克答道：“告诉我你想给公司标价多少，我会给你写张支票。”他儿子透露，斯特劳斯的卖价“高过3000万美元”。这笔买卖在1994年11月对外公布，斯特劳斯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都会保持原样。”
“一旦你被视作保护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你便可以逍遥法外，”?望出版社的发行人彼得·迈耶说，“CEO不能做的事儿，保护神可以做。CEO可以被取代，而保护神不会。”在任命加莱西为公司总裁和发行人之后，斯特劳斯实际上已被允许指定其接班人。斯特劳斯甚至在想，如果没什么大变动，也不用更改公司网址的话，公司的名字应该反映出加莱西的崛起。“我喜欢叫作法劳·斯特劳斯和加莱西出版社，但是我不会因此而害死吉罗。”
幸亏有了来自斯图加特的财力支持，斯特劳斯可以在他以前经常嘲弄的大宗图书交易中竞价了，即便他的大多数作者还在等着德国人让他们发笔横财。安德鲁·威利说：“我期望罗杰——我不该这么说，但这是实话——我期望罗杰在霍茨布林克得到了法劳·斯特劳斯之后，能变得不太那么吝啬。情况却截然相反。”当我在斯特劳斯位于纽约的办公室拜会他时，这一点刚于最近得到验证。令他有些痛苦的是，他为代理人琳·奈斯比特代理的一本小说处女作开出了125万美元。这是个“疯狂的价格”，斯特劳斯边说边耸耸肩，做了个“还能怎样呢”的姿势。他的出价失败了。“我们接到了奈斯比特小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说：‘哎呀，咱们这笔买卖完了，我得到了一个优先出价，给这小子签下了一份两本书400万美元的合同。’我对我的编辑说：‘对他的下一本书，我本来可以给这小子出不少主意的。’我问他：‘下一本书讲什么？’‘嗯，某种续集吧。’”
斯特劳斯笑了起来。他好像很高兴终于能够参与出价，同时也为自己在竞价中败北而高兴。
（本文原载今年4月8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原题“Showboat”by Ian Parker。因篇幅所限，未能全文尽译。未译之重要段落，皆略作梗概，以楷体字排于文中。小标题是译者加的。斯特劳斯照片为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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