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作家出版社了解到，《新语文》共三册，每册都有64篇课文，远远超过以往教材的容量。该书的编写者王泽钊是青岛市的一名中学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已经18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至于教材出版后的使用，王泽钊表现出极大的乐观，他介绍说，不仅青岛市四所省级重点中学会作为试点使用，而且像青岛啤酒集团等一些企业也将选用该书作为人文素质培养的读本。此外，更多的书将走向市场，由于此前已有省内外多家媒体的报道，在很多网站上也已有不少评论，所以首印的一万套肯定会供不应求。
对于民间教材能否挑战国家统编教材的“大一统”局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在新的“课程标准”取代了由前苏联引进的“教学大纲”以后，国家对于民间编写教材基本上是持鼓励态度的，无论是机关、团体、还是个人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组织编写教材。但是必须先经过国家立项审查才能够列入教材用书目录，以供全国的中小学生选择使用。同时指出，这种民间个人编写教材的行为反映了教材编写的大趋势，应该得到支持。如果在一定的地区试点收到很好的效果，而内容上也没有出现导向性的错误，自然会得到推广。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冉乃彦副研究员也对这种民间编写教材的出现表示了赞许，他认为教育部的新规定允许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编写教材，使学生可选择的余地更大，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教材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头戏，能带动新的教学理念的推广。”但同时也表示，编写教材需要有实力，教材的性质必须是严肃和谨慎的。教师编写教材在对学生的理解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其自身的知识系统是否能够担当编写教材的责任则有待推敲。
对这部教材提出质疑的还有北京市东城区特级教师薛川东先生。薛先生首先对把这套书称为教材表示了反对。他指出，教材是具有国家指导性的，应该是经过教育部专门机构的审定后提供给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自主不等于自由化”。这套书还没有出版，即使出版也只能称为“课外读物”，在没有送审以前就贸然称之为“教材”是不负责任的，起码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对于外界的这些争议，王泽钊表示，那些认为编教材应该集思广益的看法完全正确，在《新语文》成书的过程中，他也是不断吸收学生、家长以及同行的各种意见，加上自己不断地提高知识储备，在积累了无数经验的基础上最后成书。正因为如此，他指出，统编教材虽然是由国家出面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编写，但往往距离教学实践比较远。正是基于对学生的理解和这套书开放式的编写方法，他认为《新语文》一定会从“教辅书”的误读中走出来，并最终成为高中语文教材“战国时代”中的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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